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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遷徙

公元4到7世纪间欧洲以及亚洲部分地区发生的一连串民族迁徙运动
此條目介紹的是4到7世紀間，歐洲以及亞洲部分地區發生的一連串民族遷徙運動。關於其他人類族群的遷移，請見「人口遷徙」。

民族大遷徙（英語：Migration Period、德語：Völkerwanderung[註 2]），古希臘羅馬角度稱蠻族入侵（英語：Barbarian Invasions、法語：Invasions barbares、意大利語：Invasioni barbariche）[3]，是歐洲4到7世紀[註 1]期間發生的一連串民族遷徙運動，這段約四百年的時期史稱「民族大遷徙時代」。

蠻族入侵羅馬與民族大遷徙
Map of Europe, with colored lines denoting migration routes
時間公元375–568年[1][註 1]
地點歐洲及北非
事件蠻族頻繁入侵衰落中的羅馬帝國

這一系列歷史事件發生於羅馬帝國古典時代晚期（公元4-6世紀），一般認為開始於公元375年來自亞洲的匈人入侵歐洲，結束於公元568年倫巴第人徹底征服意大利。這一廣泛的遷徙現象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許多專家對其中不同單因素的影響做出過大量的闡述研究。公元382年，羅馬帝國與個別部落就在其領土內定居達成協議，日耳曼諸蠻族中的一支——法蘭克人被獲准進入羅馬帝國定居，以衛戍帝國的高盧東北邊境。（這一支民族後來成立了法蘭克王國，這一王國是現代德國、法國的雛形。）隨着以汪達爾人和斯維比人為首的蠻族部落跨過萊茵河（英語：Crossing of the Rhine），西羅馬帝國的統治開始被這些入侵行為所不斷動搖。接踵而至的部落間、部落與西羅馬帝國居民間的持續紛爭使得羅馬帝國的權力匯集到日耳曼人以及羅馬人的軍隊當中。

持續衰落之中的西羅馬帝國在此期間面臨着歐洲內外發生的極為廣泛的民族遷徙活動。以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匈人為首的外來民族進入了羅馬帝國領地內，帶來了持續的戰爭。外來民族的持續入侵最終導致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但羅馬帝國的衰落乃至滅亡究竟是這一系列遷徙活動的起因還是結果尚存爭議。東羅馬帝國，亦即拜占庭帝國，在這一系列歷史事件中受波及程度較小，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還存續了數個世紀，直到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攻破君士坦丁堡方才滅亡。在現代，外族入侵對羅馬帝國的覆滅起到的影響往往被強調，因而在談及民族大遷徙時，往往暗含一定的貶義。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的5-6世紀，原先的帝國土地上湧現出許多蠻族王國（英語：Barbarian kingdoms），是為中世紀歐洲文化塑型之決定性根源。

民族大遷徙中的移民主要由一個個1-2萬人的兵團或部落構成[4]，在百年間遷徙的總人數也不超過75萬人；與之相對比，羅馬帝國總人口估計在3990萬人左右。雖然民族遷徙現象在整個羅馬帝國時期都屢見不鮮[5]，在19世紀，人們僅僅將公元5-9世紀定義為民族大遷徙時期[6][7]。這一時期中，日耳曼人是第一批移民者，其中包含哥德人（西哥德人並上東哥德人）、汪達爾人、盎格魯-撒克遜人、法蘭克人等諸多分支民族；匈人、阿瓦爾人、斯拉夫人、保加爾人的西遷使得其不得不再度西遷入羅馬帝國的疆域內。[8]

民族大遷徙時期之後也發生過眾多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民族遷徙活動，如維京人、諾曼人、馬扎爾人、摩爾人、突厥人、蒙古人的征服和遷移在北非、伊比利亞半島、安那托利亞等地有着廣泛的影響，但是這些民族遷徙往往不被認為是民族大遷徙的一部分。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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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東哥德人、西哥德人、勃艮第人、奄蔡、倫巴第人、盎格魯人、撒克遜人、朱特人、斯維比人、阿勒曼尼人、格皮德人和汪達爾人

日耳曼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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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日耳曼部落的南遷
（公元前750年-公元後100年）
  公元前750年之前的日耳曼定居點
  公元前750年-公元元年間的新定居點
  公元1世紀間的新定居點
  公元1世紀以後的新定居點
更多資訊：原始日耳曼語、北歐的前羅馬石器時代（英語：Pre-Roman Iron Age (Northern Europe)）和馬科曼尼戰爭

日耳曼諸族最早定居於斯堪的納維亞南部和德意志北部[9][10]，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通過兩波主要的移民潮逐步南遷到易北河和奧得河之間的土地上。

第一波日耳曼人移民潮不斷南進、西進，從而在公元前100年左右以前進入到德意志南部乃至羅馬的高盧、山南高盧二省份一帶，蓋烏斯·馬略和尤利烏斯·凱撒阻止了日耳曼人的進一步擴張。這一波移民潮使得在公元前200年以前，凱爾特人被迫西遷至萊茵河一帶。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以及羅馬將軍凱撒所遭遇的即是這一波西進移民潮。後一波日耳曼移民潮則是在公元前600-300年期間自斯堪的納維亞向東、向南遷移至波羅的海南岸至喀爾巴阡山脈附近的維斯瓦河沿岸一帶。在塔西陀的時代，參與遷徙且有記載的日耳曼部落包括特恩庫特利人（英語：Tencteri）、切魯西人（英語：Cherusci）、赫門杜里人（英語：Hermunduri）和卡狄人（英語：Chatti）等諸部族，但是在這些部落長期的聯姻和聯盟後，其逐步演化為如今更為熟知的阿勒曼尼人、法蘭克人、撒克遜人、弗里斯蘭人和圖林根人[11]，亦即後來參與民族大遷徙的主要民族。

日耳曼等諸民族遷徙與西羅馬帝國的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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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北歐的羅馬石器時代（英語：Roman Iron Age (Northern Europe)）

日耳曼、匈人等民族遷入羅馬帝國疆域內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發生於公元300-500年期間，為部分希臘語和拉丁語歷史文獻所佐證，卻缺乏考古學證據的支撐。這一階段中，日耳曼民族被納入西羅馬帝國領地的管制當中。[12]在與匈人的戰鬥後瑟文吉人（英語：Tervingi）於公元376年進入羅馬帝國領土。在馬爾恰諾波利斯（英語：Marcianopolis）附近不久後，瑟文吉首領佛瑞提根的使節在與羅馬將軍盧皮奇努斯（英語：Lupicinus (Roman)）會晤時被殺害，引起了瑟文吉人的叛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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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人自一世紀起逐步自中亞地區西遷進入歐洲，在公元375年起開始與日耳曼等民族開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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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遷的匈人所到之處，西至如今德國法國北部，南至巴爾幹與北高加索，其勢力範圍內的原住民族不得不西遷或者南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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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家筆下所描繪的與阿蘭部落戰鬥的匈人。擊潰阿蘭人的匈人長驅向西，進一步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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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藝術家德拉克洛瓦筆下的匈人領袖阿提拉。阿提拉帶領匈人擊敗了大量歐洲部族，組建了短命但是龐大的橫跨歐亞的匈人帝國。

西哥德人可能是瑟文吉人的後裔，但也可能是諸哥德民族融合的產物。他們最終入侵了意大利並在410年洗劫了羅馬；此後，他們開始定居於高盧，在50年後拓展到伊比利亞，並成立了存續了將近250年的西哥德王國。緊隨哥德人侵入羅馬領地的是其在奧多亞塞的指揮下赫魯利人、魯吉人（英語：Rugians）和斯基里人（英語：Scirii）所組成的同盟軍。476年9月4日，西羅馬亡國之君羅慕路斯·奧古斯都被奧多亞塞所廢黜。隨後，狄奧多里克大帝統帥下的東哥德人遷入了意大利定居。在高盧，已經和羅馬人結盟數個世紀的法蘭克人也開始於5世紀逐步侵佔羅馬領土，在法蘭克首領希爾德里克一世集權手段和其子克洛維一世在公元486年取得的對斯雅戈里烏斯的決定性軍事勝利之後，法蘭克人自封為羅馬北部高盧的統治者。在成功抵禦阿勒曼尼人、勃艮第人、西哥德人的進攻之後，法蘭克王國成為了高盧土地上的核心力量，其王國成為了後來法國和德國的雛形。同時，隨着盎格魯-撒克遜人開始定居不列顛（英語：Anglo-Saxon settlement of Britain），羅馬帝國不得不結束對不列顛的統治。[14]勃艮第人也在此期間定居到了意大利西北部、瑞士、法蘭西東部。

東歐的斯拉夫化和兩大宗教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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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早期斯拉夫人（英語：Early Slavs）
 
早期斯拉夫人在5-10世紀的遷徙

民族大遷徙的第二階段發生於公元500-700年左右，此期間斯拉夫部落逐步遷徙入中歐更廣闊的土地中，並且逐步擴張至東歐和南歐，使得歐洲的東部斯拉夫化。[15]此外，阿瓦爾人在內的突厥部落也參與了這一階段。567年，阿瓦爾人和倫巴第人摧毀了大部分的格皮德王國。6世紀期間，倫巴底人與其赫魯利人、斯維比人、格皮德人、圖林根人、保加爾人、薩爾馬提亞人和撒克遜人的盟友們定居到了意大利。[16][17]巴伐利亞人（英語：Bavarian dynasty）和法蘭克人緊隨其後進入意大利，且法蘭克人成功征服並統治了意大利的多數土地。保加爾人最初是2世紀時北高加索東歐大草原的游牧部落，隨着可薩人西遷入東羅馬帝國疆域，佔據了下多瑙河一帶的東羅馬帝國土地，成立了保加利亞帝國。自此之後，巴爾幹半島的人口被不可逆地斯拉夫化，但仍然有希臘人和阿爾巴尼亞人在內的不少本土民族倖免於西南巴爾幹的深山中。[18][19]

阿拉伯人和拜占庭帝國開戰早期（7世紀晚期到8世紀早期）, 阿拉伯軍隊（英語：Rashidun army）試圖透過小亞細亞侵入巴爾幹半島，卻為拜占庭和保加爾人的聯軍挫敗於君士坦丁堡。在可薩人和阿拉伯人的持續戰爭中，可薩人阻止了跨過高加索山脈征服歐洲（7-8世紀）。與此同時，摩爾人（包含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卻成功越過直布羅陀海峽取道伊比利亞半島侵入了歐洲，並在西班牙成立了倭馬亞王朝。這些戰鬥為後面的一千多年劃分了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邊界。在此後的多個世紀，穆斯林們節節勝利，最終於902年從基督徒手中奪取了西西里的大部分地區。

895年左右開始的匈牙利征服喀爾巴阡盆地（英語：Hungarian conquest of the Carpathian Basin）以及8世紀晚期開始的維京擴張則是民族大遷徙時期的最後一批大規模人口遷移。民族大遷徙中的非伊斯蘭的移民在遷移後逐步基督教化，融入到了基督教統治下的中世紀歐洲秩序當中。

歷史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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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遷徙與歐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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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羅馬帝國的衰落、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和歐洲黑暗時代

學界用詞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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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最後一任皇帝被入侵的蠻族廢黜，這標誌着歐洲中世紀（所謂的「黑暗時代」）的開始。然而這傳統的「文明的衰頹、野蠻的勝利」史觀近年受到不少學者的挑戰。[20]

不同國別的學者也對民族大遷徙本身對歐洲文明的影響各執一詞。法國和意大利的學者是受到羅馬的影響較大，傾向於將民族大遷徙視為一場大災難，認為其摧毀了文明，使得歐洲倒退了千年，歐洲比起同時期阿拉伯、印度和中國都要頹廢得多，中古時代科技和發展也都從師東方。[21]但是英國和德國的學者主要是日耳曼蠻族的後代，傾向於認為蠻族和羅馬人之間的互動，使得傾頹無力的精緻地中海文明，被更為陽剛尚武且更北歐化的勇猛文明取代，這樣的大趨勢是人民的選擇。[21]另一方面，比起蠻族入侵，德意志和斯拉夫學者居住在導致本次大混亂的匈人帝國上，他們傾向於客觀的使用遷徙或者移民（德語：Völkerwanderung，捷克語：Stěhování národů，瑞典語：folkvandring，匈牙利語：népvándorlás）來形容這一系列事件。[22]

羅馬衰落導致蠻族入侵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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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蓋伊·哈爾索爾（英語：Guy Halsall）認為蠻族入侵是羅馬帝國衰落的結果，而非其原因。[21]考古證據顯示，日耳曼和斯拉夫部族實際上是定居的農耕者[23]。他們之所以在事件中如此矚目，可能只是因為其被捲入了已經分崩離析的羅馬帝國的複雜政治之中。三世紀危機極大地改變了東西羅馬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面貌。[24]特別是經濟的碎片化使得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凝聚力不斷下降。[25]羅馬帝國的鄉村人口疏離了城市，邊境兩側的農民開始變得難以區別，外籍僱傭軍在帝國內被廣泛用以防禦，都使得在蠻族社會在羅馬化的同時，羅馬社會也開始蠻族化。[26]例如，羅馬帝國本身在建立邊境蠻族部族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過帝國的資助與扶持，不同的蠻族部族被用以羈糜其他敵對蠻族部落。然而帝國衰落的經濟使得資助不再，依賴帝國支持的部落難以為繼，而匈人的到來則令不少部族為了經濟利益入侵羅馬省份。[27]

帝國內各地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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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疆域內不同地區所面臨的情形千差萬別。例如在阿基坦，當地經濟基本可以自給自足。蓋伊·哈爾索爾聲稱當地的統治者僅僅將兵權交給了東哥德人，以換取其認同。[12]而在高盧，帝國的衰落導致了無政府狀態，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被捲入權力真空中[28]，從而引起了戰鬥。在西班牙，當地的貴族維持了一段時間的獨立管治，養蓄了自己的軍隊以對抗汪達爾人。在英格蘭，羅馬人的撤離使得日耳曼蠻族中的撒克遜人與當地土生的布立吞人發生了鬥爭，而布立吞人不得不西遷至威爾斯一帶。在東羅馬，拜占庭仍然試圖透過零散分佈的以當地民兵為支柱的帝國武裝來維繫對巴爾幹省份的控制，大費周折地重新強化多瑙河邊境的防禦，但是這項雄心勃勃的防禦強化計劃以失敗告終，且惡化了當地民眾的生存處境，反倒使得斯拉夫人得以殖民當地。[29]

日耳曼民族/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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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遷徙中的日耳曼民族曾被認為是現代日耳曼民族的起源，但學界對蠻族和日耳曼民族之間的關係有所質疑。

匈奴和匈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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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入侵東歐與中國歷史上記載的匈奴西遷，在地理及時間上大致吻合；但對於匈人與匈奴人是否同源，學界一直未有定論。無論匈人來源為何，在其入侵歐洲後，包括東哥德人、西哥德人、汪達爾人、勃艮第人、倫巴底人、法蘭克人、盎格魯薩克遜人和其他日耳曼人及斯拉夫等民族相繼西遷，導致羅馬帝國對領地的控制力不斷下降，最終導致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中古歐洲的誕生。

氣候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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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不多的時間，中國也發生五胡十六國等北方民族入侵事件，許多歷史研究指出氣候變遷因素，比如說535–536年間出現過長時間極端反常氣候（英語：extreme weather events of 535–536）。這段寒冷期亦可在樹的年輪和冰芯（英語：ice core）中得到驗證，但是這一極端氣候對民族大遷徙的具體影響還尚有爭議。

更多資訊：邦德事件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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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此論述根據於目前較廣為接受的科學共識，但是歷史分期的表述不止一種，例如柯林斯詞典將民族大遷徙的時間寫為公元2-11世紀。[2]375年，匈人入侵歐洲。568年，倫巴第人征服意大利。
  2. ^ 德語「Völkerwanderung」意為「民族的遊蕩」，而英語亦曾有借用該德語詞彙指稱此事件，被直譯為「Folkwandering」；參見柯林斯詞典上的Völkerwanderung條目。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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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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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Allgemein Springer (2006), der auch auf alternative Definitionen außerhalb der communis opinio hinweist. Alle Epochengrenzen sind letztlich nur ein Konstrukt und vor allem durch Konvention begründet. Vgl. auch Stefan Krautschick: Zur Entstehung eines Datums. 375 – Beginn der Völkerwanderung. In: Klio 82, 2000, S. 217–222 sowie Stefan Krautschick: Hunnensturm und Germanenflut: 375 – Beginn der Völkerwanderung? In: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英語：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92, 1999, S. 10–67.
  2. ^ Völkerwanderung. Collins Free Online Dictionary. [2018-07-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6-29）. 
  3. ^ Halsall, Guy. 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 376–56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 Peter Heather. The Visigoths from the Migration Period to the Seventh Century: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Boydell & Brewer Ltd. 2003: 54 [2018-07-06]. ISBN 978-1-84383-033-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08）. 
  5. ^ Giovanni Milani-Santarpia, "Immigration Roman Empir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MariaMilani.com
  6. ^ John Hines, Karen Høilund Nielsen, Frank Siegmund, The pace of change: studies in early-medieval chronolog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Oxbow Books, 1999, p. 93, ISBN 978-1-900188-78-4
  7. ^ The delimiting dates vary, but often cited are 410, the Sack of Rome by Alaric I; and 751, the accession of Pippin the Shor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rolingian dynasty.
  8. ^ Bury, J. B., The Invasion of Europe by the Barbarians, Norton Library, 1967.
  9. ^ Anatolien war nicht Ur-Heimat der indogermanischen Stämme- Eurasisches Magazin. Eurasischesmagazin.de. [2016-02-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22）. 
  10. ^ Wolfram Euler, Konrad Badenheuer; "Sprache und Herkunft der Germanen: Abriss des Protogermanischen vor der Ersten Lautverschiebung"; 2009; ISBN 3-9812110-1-4, ISBN 978-3-9812110-1-6
  11. ^ Bury, Invasion, Ch. 1.
  12. ^ 12.0 12.1 Halsall (2006，第51頁)
  13. ^ Wolfram 2001，第127ff.頁.
  14. ^ Dumville 1990.
  15. ^ Zbigniew Kobyliński. The Slavs in Paul Fouracre.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pp. 530–537
  16. ^ Bertolini 1960, pp. 34–38.
  17. ^ Schutz 2002, p. 82
  18. ^ Fine 1983, p. 31
  19. ^ The Miracles of Saint Demetrius
  20. ^ 孫隆基. 新世界史第二卷.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131–153. ISBN 978-7-5086-6488-0. 
  21. ^ 21.0 21.1 21.2 Halsall (2006，chpt. 2)
  22. ^ Noble，第236頁)
  23. ^ Noble，第247頁)
  24. ^ Curta (2001)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late fourth- and fifth-century barbarian graves between the Rhine and Loire suggests that a process of small-scale cultural and demographic change took place on both sides of the Roman frontier. Can we envisage Roman-Slavic relations in a similar way?
  25. ^ Halsall (2006，第42頁)
  26. ^ Green, D. H. Language and History in the Early Germanic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08-28: 143 (2000) [1998] [2016-10-09]. ISBN 978052179423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6-17）. [...] the first centuries of our era witness not merely a progressive Romanisation of barbarian society, but also an undeniable barbaris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27. ^ Halsall (2006，第49頁)
  28. ^ Halsall (2006，第50頁)
  29. ^ Curta (2001，第120–180頁)

參閱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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