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塘事變
巴塘事變，指1905年一系列藏傳佛教喇嘛主導的仇外事件，包括了虐待並槍決法國神父、屠殺改信天主教的藏民、刺殺清朝駐官、攻擊清朝駐軍、燒燬教堂等，是藏區史上最大的宗教迫害之一。該事件源起1905年4月2日，喇嘛發起反天主教、反法國暴動，焚毀教堂，並散播謠言指清廷駐西藏幫辦大臣鳳全是法國人派來的假欽差。4月6日（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一日），「假欽差」鳳全及隨員50餘人被藏民伏擊殺死。法國天主教神父蘇烈（Jean-André Soulié）和牧守仁（Henri Mussot）則被喇嘛抓獲折磨兩週後於4月14日遭到槍決（巴塘教案）。此事震動川藏，引發了清政府大規模的征剿，也成為了西康設立的導火索。
| 巴塘事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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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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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塘土司 理塘土司 巴塘丁林寺、桑披寺等寺院的僧兵 |
 清朝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巴塘正土司扎西吉村（羅進寶）  巴塘副土司郭宗扎保（扎巴吉村） 理塘正土司四郎占兌 † 理塘副土司阿乍（自殺） 丁林寺堪布壩哥未格 桑披寺堪布普仲扎娃（自殺） |
鳳全 † 趙爾豐 吳以忠 † 馬維騏[2] | ||||||
| 兵力 | |||||||
| 土司軍隊 |
清廷軍隊 綠營軍[來源請求] 新軍[來源請求] 八旗軍[來源請求] | ||||||
| 傷亡與損失 | |||||||
| 傷亡較大 | 未知 | ||||||
背景
編輯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下令經營川邊，興辦墾務，招募土勇。1904年5月，委任新任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安排駐紮在察木多（今西藏昌都）[3]。鳳全在前往察木多到任途中，在巴塘停留三個多月，強力推行新政，並限制丁林寺僧侶人數。此舉使寺廟與土司共同感到威脅。
經過
編輯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1905年4月2日），巴塘發生暴動，焚毀天主教堂，法國神父蘇烈（Jean-André Soulié，1858-1905年[4]）和牧守仁（Henri Mussot，1854-1905年[5]）逃入土司官寨避難。暴動者又圍攻欽差行轅，稱鳳全是「洋人所派的假欽差」[1]，殺死前來彈壓的都司吳以忠。次日鳳全避入土司官寨。土司羅進寶與副土司郭宗札保勸鳳全返回打箭爐。三月一日（4月5日），鳳全率衛隊50餘人離開土司官寨，在巴塘附近紅亭子遭遇藏民襲擊，並被殺害。法國牧守仁神父也在逃走時遇害。
後果
編輯巴塘事變發生後，清廷震怒，命令四川提督馬維騏率兵5個營即刻進剿，建昌道趙爾豐為善後督辦率2個營清軍跟進前進，同時命駐藏大臣有泰「審度事機，妥為安撫」，「曉諭藏番毋聽謠煽」。當年四月（1905年5月），馬維騏率領清軍向巴塘進發。清軍抵達康區後，偵察得知「前數日有巴塘派來喇嘛頭人於此調聚百姓，壘卡防守，暨見大兵前來，皆不願應戰，於前夜自行解散」，並未像所具「公稟」那樣「甘願先將地方人民盡行誅滅，雞犬寸草不留」。因此清軍沿途只遭遇幾次輕微抵抗。六月二十六日（1905年7月28日），清軍順利地進入巴塘城，「擒兩土司而誅之」。以八閣堪布為首的叛亂僧人則據守丁林寺。清軍見進攻受阻，便調集火炮進行轟擊，寺中大殿中彈起火，全寺焚毀，八閣喇嘛等被擒，餘眾逃往七村溝。於是馬維騏派軍「分剿七村，斬馘亦不少」。趙爾豐所部清軍於八月初到達巴塘時，馬維騏「已火焚丁林，馬踏七村」。趙爾豐率軍進駐巴塘後，「麻多哇等七村以愚悍聽番僧驅使」，繼續頑抗。趙爾豐派兵三路進剿，血洗七村溝，至此巴塘事變始平。之後，趙爾豐開始清查戶口，普查地畝，規定糧稅，廢除土司，委任吳錫珍代理地方一切事宜；委候補知縣王會同為鹽井委員，前往招安兼征鹽稅。此戰，巴塘正土司扎西吉村（羅進寶）、副土司郭宗扎保（扎巴吉村）等事變領袖皆被清軍「剜心瀝血，以祭鳳全」。清軍對巴塘藏民進行了殘酷鎮壓，藏民被殺者達數百人，屍體被清軍拋入金沙江中。鄰近巴塘的藏民準備支援巴塘，又遭趙爾豐的血腥圍剿，僧俗1200餘人遭到清軍屠殺，當地藏傳佛教寺院也被清軍搗毀。
巴塘事變使清政府進一步認識到經營川邊，必須改土歸流，建立行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秋，清廷任命趙爾豐為川滇邊務大臣，將土司地方一併改流，興辦屯墾、教育、開礦、招商、練兵等新政，籌建西康省。自此，趙爾豐以巴塘為基礎，開始了在康區全面「改土歸流」、籌備建省的行動。巴塘事變發生後，清政府以鳳全「死事慘烈，深堪憫惻」，仿傅清、拉卜敦之例，於成都北郊建「昭忠祠」以祀，並賜諡「威愍」。鳳全妻李佳氏是鳳全續娶，工書畫，有文采。鳳全死後她赴打箭爐迎回靈柩，督工建祠。她將鳳全之死怪罪於打箭爐廳同知劉廷恕的「遲不發援兵」，遂四處告狀，並寫成「蜚白」（類似傳單的一種公開張貼小字報）散布。四川總督錫良無奈，只好以「年老糊塗，幾誤邊事」將劉廷恕參革。劉廷恕任打箭爐同知多年，熟悉邊情，鳳全抵達打箭爐後，諸事多詢其意見，本為知友。不意竟被牽扯丟官，劉廷恕心甚不平。故劉廷恕任將當時鳳全、錫良的有關函電、指示和所知實情，輯成《不平鳴》一書，以辯其冤。其中雖不免有為己開脫之處，但也為研究巴塘事變提供了許多珍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