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桑峪天主堂
簡介
編輯後桑峪村是北京教區有名的教友村。據說元朝便有法國傳教士來大都的西部山區行醫傳教,利用一家民房作為祈禱所。到元朝元統二年(1334年),後桑峪村的教友已達到50多戶共100多人。李神父乃修建小教堂二間,那時教堂門前有一對石獅(雌雄各一隻),其中雌獅的身上刻著「鎮宅吉利,懷林德義」的字樣。[1][2][3][4](1987年,門頭溝區文物局在後桑峪教堂原址搜集到這對中的一隻殘破石獅。石獅現存門頭溝區文物局。[5])明朝嘉靖十年(1531年),教友發展到60多戶共200多人,乃將小教堂拆除,在小教堂原址建起一座長16.6米、寬10米的大教堂,共五間,正好可容納200多人,建築形制為中國傳統寺廟風格。教堂門上的橫匾內刻有「萬有真源」四個字,落款為「嘉靖十年修建」。該匾已在抗日戰爭中被侵華日軍燒毀。清朝光緒二十一年(1896年),乃將教堂擴建為長30米、寬10米,共九間,為法國風格建築,青磚雕砌,教堂上部門窗均為尖錐形。教堂內東部是祭台,西部是音樂樓,頂部為穹隆頂。教堂大門內的屏風上有塊匾,書有「博愛為懷」四個大字,落款為「光緒二十一年重新修」。當時已經有兩位神父常駐在此傳教,一位是姓白的法國神父,一位是姓夏的比利時神父。當時後桑峪村的教友已發展到70多戶共300多人,周圍的村莊如大山橋(張家鋪)、黃塔、下清水、馬欄、西齋堂、黃嶺西、軍響台的教友也有200多人。每到瞻禮日,這些教友都來後桑峪天主堂過節。[1][2][3][4]
抗日戰爭時期 ,因為後桑峪村的全體天主教徒積極參加抗日,教堂被侵華日軍燒毀。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衛立煌率國民革命軍在宛平縣髽髻山抗擊侵華日軍的進攻時曾來過教堂(當時後桑峪村隸屬宛平縣管轄),將指揮部設於教堂內。1938年,宛平縣成立抗日民主政權,貫徹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團結宗教界人士抗日。後桑峪天主堂的趙義堂神父被中國共產黨及群眾選為宛平縣抗日政府的縣議員,兼任救濟總會負責人。宛平縣的領導魏國元、焦若愚常來教堂同趙神父商議抗日工作,八路軍將領蕭克、楊成武、鄧華等人也都來過這裡。1938年10月,後桑峪天主教民到晉察冀邊區開辦了一家兵工廠,當時是因為抗日前線缺少武器,蕭克司令員來後桑峪村動員,凡是會鑄犁鏵的人都參軍到葦子水村新建的兵工廠鑄造手榴彈、地雷。後桑峪村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平西抗日根據地的一個堡壘。許多青年天主教教友參加了抗日活動,其中不少人直接加入了八路軍,有的教友還晉升為八路軍排長、營長。在宛平縣人民八年抗戰為國犧牲烈士紀念碑上,便刻有三位教友的名字。其中碑上排列在第一名的便是教友楊廣祿 ,犧牲時任營長。另外兩位犧牲的教友是連長楊巨恩,以及教堂內的先生楊廣林。1939年10月,日軍進攻時,趙義堂神父將自己手中的一些抗日文件及圖書叫楊廣林先生保存起來,楊廣林先生將之藏在聖母像的夾層及音樂樓上,結果被日軍發現,楊廣林先生當場被日軍刺死,教堂也被日軍燒毀。[3][6]
1947年土地改革運動中,因為天主堂在抗日戰爭前就有自養的土地和山林,在極左思潮支配下,貧農團給趙義堂神父定成地主成份並開大會批鬥。有個積極分子說趙義堂神父不老實要吊起來打,一個名叫二利的八路軍軍屬(教外人士)站起來說:「不能打趙神父,神父是好人!我們家只要在揭不開鍋餓的沒辦法時都要去找神父,他可接濟了我們了。得到神父接濟的也不只我們一家吧,那時外村來的討飯花子不是都奔天主堂了嗎?」二利說完後,很多人也說:「不能打神父!神父是好人!」於是這才將吊神父的繩子解下來。1948年「土改複查糾偏」中,糾正了左的錯誤,給趙義堂神父定為「民主人士」成份。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後,趙義堂神父由教友們護送,用毛驢送回西什庫天主堂(北堂)養老,1967年在宣武門天主堂(南堂)逝世。[7]
文化大革命期間,教堂被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國家宗教政策的恢復,後桑峪的教友又開始了宗教生活,但因村內的教堂已毀,所以都是在教友家中或北京城內的教堂活動。1983年,北京市天主教「兩會」副主席石玉昆到門頭溝區後桑峪下會,促進了門頭溝天主教的宗教活動正常化。為了使信教群眾早日過上正常的宗教生活,門頭溝區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多次協商改擴建教堂事宜。在門頭溝區人民政府支持下,1987年落實宗教政策,1988年在後桑峪天主堂遺址上新建了一座建築面積247平方米的哥德式教堂,1988年8月31日北京教區傅鐵山主教祝聖並開堂使用。石玉昆神父、石惠文神父先後主持教務。1993年12月21日,馮國新神父任後桑峪第一位常住本堂司鐸。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北京教區主教傅鐵山為了支援山區建設,捐款解決了桑峪村的吃水問題 ,並且在齋堂「平西抗日烈士紀念碑」下參加了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活動,宣傳了「愛國愛教」的道理,同時為重修「平西抗日烈士紀念碑」捐款1萬元人民幣。1996年5月,第二位常住本堂司鐸宋占軍就任。1997年,宋占軍神父帶領教友修繕聖堂,並修建了高21米的鐘樓。1999年,在門頭溝區宗教辦公室的支持下,由北京南堂贊助227德國馬克(折合人民幣8927元),在前桑峪村口建起了設備齊全的村民醫療室。[3][1][2][8][4]2015年,本堂宋占平神父邀請張光堯到後桑峪天主堂組建了管樂隊。[7]
後桑峪村三面環山,天主堂為群山環繞。天主堂正名為「耶穌聖心堂」,是一座歐洲風格的白色哥德式教堂建築。教堂外立面為青磚包砌,內襯石牆,高7米多,南牆開有哥德式建築風格的尖拱落地大窗,堂頂有白色尖塔,尖頂上有十字架。教堂可容400人。教堂院內右側有個聖母亭,亭子上部為方形,亭前有片空場,教徒可在這裡祈禱。[3]
教堂大門外,沿著水泥方磚路向上走,不遠處便是尚智書院。尚智書院原名若瑟院。根據門頭溝區志記載,若瑟院建於清朝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常駐有院長及修女,教兒童讀書識字。同期還興建了一所男學校,本村及附近村的男孩都來這裡免費學習,並收留被遺棄的兒童,教師均由神父請來。後來因為各種原因,若瑟院被毀。1994年重建,1996年更名為尚智書院。2008年時,尚智書院正由後桑峪堂區張芝茂神父負責,並由北京教區修女會的兩位修女負責日常管理。[3]
露德聖母山
編輯後桑峪露德聖母山依聖堂後面的山脊而建。在後桑峪教會史的記載中,有數次聖母顯現的傳說。為紀念聖母,1902年初,後桑峪的神長教友第一次建造了後桑峪露德聖母山,後來移山重建,並且搭建了祭台。這裡成為北京教區內著名的朝聖地。[9]
相傳在清朝末年義和團運動時,慈禧太后命義和團清除洋教,凡信洋教的人都要殺。當時北京門頭溝清水鎮的張家鋪天主堂男女老少全被義和團殺害,屍體被扔到山下,歷史文獻記載這些屍骨現在埋在張家鋪教堂的祭台下面。在義和團血洗張家鋪之後,下個目標便是距離張家鋪不遠的桑峪村天主堂。當時桑峪村全村信天主教,當時天主教堂里的菲律賓神父很著急,據說一夜急白了頭髮。門頭溝縣58個村聯合起來共一千多人組成義和團,揚言踏平桑峪村天主堂。桑峪村教友中的青壯年男子全都上了桑峪村的寨牆,堵住寨門,準備決一死戰。老人、婦女、兒童都進入教堂躲避,在洋神父的率領下連續跪拜祈禱三天三夜。在第四天清晨,就是義 和團計劃踏平教堂的當天,義和團突然撤退。此後,一個傳說在桑峪村當地人中傳開,說是義和團在第三天夜裡看到桑峪村後山上有道白光,有位白衣女菩薩率領無數白盔白甲騎白馬的武士護住了桑峪村,那天正是聖母升天日,於是聖母顯靈的說法便傳開了,更多的人由此信仰天主教。全村人為紀念該事件,開始在教堂後面的山上興建聖母象,並在山路上修了耶穌十四苦路,聖母山及聖母顯靈的傳說從此流傳。[3]
後桑峪露德聖母山始建於1902年初,是為感謝和紀念聖母恩典及顯聖而建。抗日戰爭期間,後桑峪村民利用天主教堂及聖母山的掩護,為中國共產黨傳遞情報和文件。但因漢奸出賣,日軍發現了這個據點,將教堂和聖母山都燒毀了。這是聖母山首次遭到毀壞。[3]
1989年,在門頭溝區人民政府及民政部門的支持下,石惠文神父主持修建露德聖母山和教堂。1993年4月,經北京市宗教局批准,石惠文神父帶領教友開始修復聖母山。修復聖母山時,因交通不便及自然條件艱苦,所以全部建築材料都靠人扛上山。石惠文神父和教友們克服困難,很快使聖母山竣工,同年7月祝聖聖母山。1994年3月,在馮國新神父帶領下,教友們又修建了登上聖母山的道路,並在路旁種植了樹木。後因來聖母山朝聖的人多而地方太小,1999年4月,宋占軍神父率領教友開始依山重建聖母山,並修建了祭台、水泉,還植樹。2001年,後桑峪天主堂與桑峪大隊合作綠化周邊荒山禿嶺,開展植樹造林、興修水利、改善環境工作。聖母山已成為北京教 區的重要朝聖地,每年來露德聖母山朝聖的教友很多,尤其是聖母月、玫瑰月時來朝聖的教友更多,其中也有外 國朝聖者,例如法國普拉多修會會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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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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