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又稱北京政府[1]，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政府，指中華民國建國初期，以京兆地方為首都的中央政府。因為大總統和國務總理主要由北洋軍閥出身，被南京國民政府貶抑為「北洋政府」[1]。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政府 | |||||||||
|---|---|---|---|---|---|---|---|---|---|
| 1913年—1928年 | |||||||||
| 國歌： 《五族共和歌》 （1912年－1913年） 《卿雲歌》 （1913年－1915年） 《中華雄立宇宙間》 （1915年－1921年） 《卿雲歌》 （修改版） （1921年－1928年） | |||||||||
 中華民國分省地圖（1922年） | |||||||||
 中華民國分省地圖（1926年） | |||||||||
| 首都 | 京兆地方 | ||||||||
| 常用語言 | 漢語 | ||||||||
| 政府 | 內閣制（1913－1914年） 總統制（1914－1916年） 內閣制（1916－1923年） 總統制（1923－1924年） 內閣制（1924年） 總統制（1924－1926年） 內閣制（1926－1927年） 軍政府（1927－1928年） | ||||||||
| 大總統/陸海軍大元帥 | |||||||||
• 1913年－1916年 | 袁世凱（首） | ||||||||
• 1916年－1917年 | 黎元洪 | ||||||||
• 1917年－1918年 | 馮國璋 | ||||||||
• 1918年－1922年 | 徐世昌 | ||||||||
• 1923年－1924年 | 曹錕 | ||||||||
• 1927年－1928年 | 張作霖（末) | ||||||||
| 副總統 | |||||||||
• 1913年－1916年 | 黎元洪 | ||||||||
• 1916年－1917年 | 馮國璋 | ||||||||
| 國務總理 | |||||||||
• 1912年 | 唐紹儀（首） | ||||||||
• 1927年－1928年 | 潘復（末） | ||||||||
| 立法機構 | 國會 | ||||||||
| 歷史 | |||||||||
• 大總統就職 | 1913年10月10日 | ||||||||
• 民元國會開議 | 1913年4月8日 | ||||||||
• 五四運動 | 1919年5月4日 | ||||||||
• 國民革命軍北伐 | 1926年7月29日 | ||||||||
• 皇姑屯事件 | 1928年6月4日 | ||||||||
• 東北易幟 | 1928年12月29日 | ||||||||
| 貨幣 | 圓 | ||||||||
| |||||||||
| 今屬於 |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阿富汗 不丹 印度 哈薩克 吉爾吉斯 蒙古國 緬甸 尼泊爾 北韓 巴基斯坦 俄羅斯 塔吉克 | ||||||||
.svg)
民國2年（1913年）10月6日，北洋軍首領袁世凱當選為首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象徵著北京政府正式成立[2]，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結束[3]。
北京政府定五色旗為國旗，定《卿雲歌》為國歌。從民國元年（1912年）3月至17年（1928年）6月，北京政府體制多次於內閣制與總統制兩者之間徘徊不定。
在國務總理段祺瑞主導下，1917年，中國對德意志帝國及奧匈帝國宣戰，加入英法美協約國陣營，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並於1919年以「戰勝國」的身分出席巴黎和會，但因五四運動抗議山東問題而未在《凡爾賽條約》簽字[4]。
位居北洋軍首領的袁世凱未曾一統南方的革命黨勢力，袁死後，北洋系更是連內部都無法統一，分裂成大小派系軍閥混戰。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發起北伐，北洋軍戰敗後退據東北。北洋政府最後一任國家元首、陸海軍大元帥張作霖撤退途中遭日本軍隊炸死，其子張學良在繼承政權後於1928年12月29日宣布東北易幟，服從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統治，北京政府正式宣告結束[5]。
沿革
編輯內政沿革
編輯1912年2月12日，臨朝稱制的滿清隆裕太后詔授袁世凱，在北京全權組建臨時政府[6]。2月13日，孫文遵守南北議和時的承諾，向參議院辭職，並推舉袁世凱為大總統[7]。2月15日，袁世凱被選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並於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職[8]。1912年12月初至1913年3月，北京臨時政府舉行第一屆國會大選，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獲得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9]。1913年3月22日，即將出任內閣總理的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暗殺身亡[10]。1913年4月8日，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段時間裡，袁世凱吸納北洋系人士、社會菁英和少數革命黨人組成新政府，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體制逐漸確立，並於10月6日進行大總統選舉，袁世凱成為第一任正式大總統，並於10月10日就職。
1913年7月，孫中山以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凱未經國會同意，即向西方各國進行「善後大借款」喪權辱國為由，發動二次革命反袁；8月即以失敗告終，隨後流亡日本[11][12]。日本以《二十一條》刁難袁世凱，民國成立後各種混亂的背景下，「共和不適於中國國情」之類的言論不斷在社會上傳播，各方建議袁世凱施行君主立憲來鞏固國基；袁世凱最終於1915年12月12日同意，開始籌備君主立憲制的中華帝國，定1916年登基改年號為「洪憲元年」。但在蔡鍔的護國軍、孫文的中華革命黨及前清遺老的宗社黨圍剿下[13]，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尚未登基即宣布撤銷帝制，中華帝國從未成為正式的國名，洪憲年號也從未被正式使用。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逝[14]。
袁世凱死後，無人有聲望和能力統御整個北洋軍，北洋軍遂分裂為直系、皖系、奉系等三大割據勢力，統稱北洋軍閥。而在護國戰爭後，各地軍閥亦成形，如桂系、滇系、粵系、川軍……等。各地軍閥在名義上仍受北京的中央政府支配，但實際上各自為政，有如獨立政權。從1916年6月至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中央政府實際為皖系軍閥所控制，後來分別為直系、皖系、奉系軍閥輪流掌握。1917年8月，《對德宣戰案》通過，中華民國開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北京政府時期，軍人干政成為中國政治常態。1919年，胡適的老師杜威在訪華期間即觀察到：「任何軍閥擁有政權之時，北京政府必為其傀儡，受其玩弄。」並用其親身經歷加以說明：「余曾一次親見總統與總理對於某將領大發雷霆，下令討伐，責其賣國之罪，且懸重金購其頭顱。曾幾何時，而又收回成命，將同樣處分反加諸原來擁有政權之軍閥。」[15]
之後，北京政府的國會在各系操控下，形式上選舉北洋系人物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與國務總理，1924年，馮玉祥發動甲子兵變推翻大總統曹錕後，形式上的總統選舉也取消。1925年7月1日，蔣中正將原廣州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改組成立國民政府。1926年，蔣中正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1928年6月3日，張作霖的安國軍政府瓦解。6月8日，國民革命軍佔領北京。同年12月29日，張學良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並通電南京的國民政府，表示服從管轄，史稱東北易幟。至此，北洋政府退出歷史舞台。
外交沿革
編輯北洋政府雖然曾為國際認可的合法政府，但由於混戰經年，中央財政窳敗，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前，北洋政府尚能借債發債度日，如在1921年前「政府威信未墮，各省尚有解款，國內既得募集債券，列邦復假以巨款。」但隨著地方軍閥坐大，截留稅收，乃「政局愈紛，財源漸枯」，中央經費長期短缺。[16]
1921年下半年，外交部告知駐外使領，政府已無款可發，要求他們自籌經費、減少開支。[17]到1923年上半年，駐外使館經費積欠達十數月，駐外各使兩次聯名致電外交部，威脅如不發俸，將集體下旗回國。代理部務的外交次長沈瑞徵因使費事，數度提出辭職。[18]北洋政府因為仰賴外債，常常優先補償使領經費，如1923年6月到9月間，總稅務司陸續墊借給北洋政府157萬兩關平銀，其中三分之二用作支付出使經費。[19]再如1923年8月，北洋政府以蘇俄退回庚子賠款為抵押，發行500萬元使領庫券[20]；1925年3月，北洋政府又以停付德國庚子賠款為擔保，發行公債1,500萬元，用作中央緊急政費及出使經費。[21]但隨著1926年下半年開始的國民革命軍北伐，北洋政府不僅東南關稅盡失，而且國際信譽大受打擊。1926年4月，馮玉祥與直系和解，發動兵變推翻段祺瑞，張作霖和吳佩孚聯合組建北京政府，但因吳佩孚否認段祺瑞執政締結的一切條約，外國使團不承認顏惠慶攝政內閣。同年，英國在使團會議發表「聖誕宣言」（Declaration of Christmas），暗示不再以北京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22]
1926年下半年開始，外交部開除部內冗員、裁撤駐外使館，藉此來節省支出，將每月預算從7萬減到5.5萬，出使經費從28萬減到10萬，然而杯水車薪。[23]北洋政府還另闢新稅，從開徵的二五附稅中撥出200萬，用於發放出使經費，但在1927年初開始實行後，「各處之二五附稅悉為地方截留，前項計畫又未果行。」[24]
1927、1928年，北洋政府對內未能成功發行公債債券，對外借款則「近日已絲毫不能通融，於是使館真有告貸無門、羅掘俱窮之勢。」[25]1927年初，英國在外國使團提出對南北政府之七點建議，此舉象徵英國終止對北京的法理承認，也結束北京政府與外交團的儀式性關係。[22]此外，1927年底，比利時同意從退還庚子賠款中撥出30萬，用於支付北洋政府駐外使館經費。有鑑於此，外交部於是年年底及1928年初，多次致函駐美、英、日、俄、意等館，請求各國從庚款退款中撥用部分支付使領經費，但終未果。[26]
從1926年下半年開始，隨著革命軍節節北進，英、日、美等國相繼調整對華策略，外交重心有南移的趨勢。[27]列強對北洋政府重視程度下降，即如《大公報》所論：「各國外交當局以中國局面變遷，早持觀望態度，對於使領各館已在不論不議之列也。」[28]北洋政府自顧不暇，更無力把持外交，故對外交程序日漸省略，如1927年中法間的商約談判，「皆由外交部在北京與法使直接談判，駐法使館多不與聞。」[28]又如1927年4月，張作霖下令查抄蘇俄大使館，事前事後均不知會國務院和外交部。[29]比利時公使王景岐在1927年3月時，對記者描述：「駐外使館幾成無事可辦之機關……駐外公使，儼同虛設。」[30]
外交官倒向國民政府
編輯不僅列國對北洋政府失去信心，國內外交人員亦離心離德，紛紛南下投奔國民政府。最具代表性的是王正廷、王寵惠先後南下，成為國民政府的重要官員；施肇基時任駐美公使，在北伐期間一直與中國國民黨暗中聯繫；顏惠慶在1926年7月後，只為北洋政府擔任一些顧問性質的職務，並在私下場合表達過對國民政府的好感[31]；顧維鈞雖為北洋政府的總理，但實際上也對在北京為官態度消極，在顧維鈞任總理的1926年10月到1927年6月間，顧氏至少有四次通電請辭，按他本人的說法：「我之所以繼續參與政治，只不過是為了中國的國際聲譽而維持一個政府而已。」[32]
大量層級較低的外交部官員，也先後南下，如在北洋政府外交部工作的陶履謙（浙江紹興人）、徐謨（江蘇吳縣人）、金問泗（浙江嘉興人）、何杰才（江蘇上海人）均「因不甚得意、先後南下」，成為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參事、司長。[33]駐新加坡、仰光、爪哇等地領事「已事實上服從國民政府命令，執行各項華僑內之宣傳及聯絡事務，惟因限於局勢，尚未與北京斷絕關係，而明白表示其態度。」[34]以致1928年後，南京外交部幾乎全是舊外交官。
政體沿革
編輯北洋政府先後制定五部憲法，包括1912年3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13年10月《中華民國憲法案》（又稱《天壇憲草》）；1914年5月《中華民國約法》；1923年10月《中華民國憲法》；1925年12月《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政府採用責任內閣：即由大總統、議會、內閣、法院所構成的政權體制。大總統並非實際的政府首腦，僅是代表國家的虛位元首。
民國2年（1913年），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又稱天壇草案）。這部草案的基礎是臨時約法，其中的規定使當時執政的袁世凱非常不滿，因此他不讓國會討論這部草案。[35]
袁世凱於民國3年（1914年）解散國會，成立「約法會議」，並於同年5月1日公布自己的《中華民國約法》（袁記約法），同時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約法》規定取消內閣制，實行總統制，將行政、司法權力集於總統一身。[35]
袁世凱死後，民國5年（1916年）6月7日，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宣布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實施內閣制。
民國8年（1919年），段祺瑞執政期間提出過一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安福憲法）；民國12年（1923年），曹錕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期間公布一部《中華民國憲法》（曹錕憲法）；民國14年（1925年），段祺瑞再次執政又提出一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十四年草案）。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曹錕的統治。張作霖、馮玉祥及直系軍人齊燮元等人聯名，推戴段祺瑞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遂於10月24日公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任命各部總長，組織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執政府不設國務院，國務員由執政任命。凡執政府的命令及關於國務的文書，須由國務員副署。但國務員由執政任命並對其負責，故副署不過是例行公事。[36]
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在北京就任陸海軍大元帥，20日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又稱安國軍政府）。依據《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令》，大元帥總攬海陸軍，軍政府不設立法機關及代議機關，大元帥不受任何約束，不對任何機關負責，以軍事首領的名義，兼有軍政兩權，實際是軍事獨裁者。[37]
中央政府
編輯《臨時約法》基於三權分立制度，以此為基本原則，限制大總統權力，防止個人獨裁，使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得到尊重和保障，然而，在軍人干政的環境下難以實現。
就立法而言，軍人憑藉武力，總能挾持國會。1917年5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德意志帝國宣戰問題上，國務總理段祺瑞提參戰案，而國會拒絕合作。段不斷對國會施壓，國會則改組內閣，暫緩討論參戰問題，最終大總統黎元洪在國會要求下解除段祺瑞的職務。段祺瑞憤然離京去津，並且指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總統無權撤銷總理職務，史稱府院之爭。在段祺瑞的策動下，安徽、奉天等八省先後宣布獨立。黎元洪請督軍團團長張勳入京調解，卻釀成張勳復辟，導致國會被解散。復辟失敗後，段祺瑞又拒絕恢復舊國會，自組安福國會，西南五省議員被排除在外。[38]
就司法而言，憲法應保障司法獨立，然而在1913年國民黨理事長宋教仁被殺案中，地方檢察廳公開傳訊國務總理趙秉鈞，趙卻受袁世凱指使，在滬租界稱病拒不出庭。[39]又如1925年10月，京師地方監察廳派檢察官翁敬棠調查「金佛朗案」事件，檢舉外交總長沈瑞麟、財政總長李思浩、前司法總長章士釗「圖利自己或他人或外國而故意議定」，使中國蒙受的損失超過8000萬元。段祺瑞得知此事後，搜捕翁敬棠，但未拿獲。1924年10月下旬，司法部令總檢察廳會同京師高等檢察廳偵查此案。因段祺瑞政府袒護，數月時間過去，僅李思浩提交一份辯訴書。1926年3月6日，京師高等檢察廳下達處分書，宣布對李思浩、沈瑞麟、章士釗3人不予起訴，翁敬棠不同意該處分，依法申請再議，但京師高等檢察廳以翁敬棠並非原告為由駁回。翁敬棠在報紙上揭露全案內幕，指京師高等檢察廳「上下其手」，對政府官員加以包庇。[40]
就行政而言，總統、內閣皆需順從武人旨意，不能違背。1922年7月，浙江軍閥盧永祥也不禁感慨，謂：「今日中國，內閣之組織，最困難之問題也，軍閥橫行，武夫當道。行政機關行使職權不惟動輒受其牽掣，而且非仰武人之鼻息，不足以保其位置。脫有不如武人之意者，則肆意攻訐，政客從而利用之。倒閣之聲一起，即不能不下台而去矣。」「國務總理之任命，雖由大總統提出於國會，由國會通過而實行之，載在約法，不可或背。實際上則總統任命官吏，何嘗敢獨行己意？國會通過所提出者，未必敢忤武人。職是之故，政治之實權，乃懸於武人之手焉。」[41]
大總統府
編輯| # | 姓名 | 時間 | 肖像 | 說明 |
|---|---|---|---|---|
| 第一任 | 袁世凱 (1859–1916) |
1913.10.10－1916.1.1 |  |
袁世凱定都北京，公布《中華民國約法》，改責任內閣制為總統制。 |
| 洪憲帝制 | 袁世凱 | 1916.1.1－1916.3.22 |  |
袁世凱稱帝，護國運動爆發。 |
| 復任 | 袁世凱 (1859–1916) |
1916.03.22－1916.6.6 | |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逝。 |
| 第二任 | 黎元洪 (1864–1928) |
1916.6.6－1917.7.14 | _(9to12).jpg) |
與段祺瑞爆發府院之爭，並發生張勳復辟。 |
| 第三任 (代理) |
馮國璋 (1859–1919) |
1917.7.6－1918.10.10 |  |
期間發生護法戰爭。 |
| 第四任 | 徐世昌 (1855–1939) |
1918.10.10－1922.6.2 |  |
|
| 復任 | 黎元洪 | 1922.6.11 - 1923.6.13 |
| |
| 第五任 | 曹錕 (1862–1938) |
1923.10.10－1924.10.30 |  |
通過賄選當選。日軍占領天津後拒絕與日本合作。[43] |
執政府與大元帥府
編輯| 第六任 (臨時執政) |
段祺瑞 (1865–1936) |
1924.11.24－1926.4.20 |  |
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曾三次出任國務總理。 |
| 第七任 (大元帥) |
張作霖 (1875–1928) |
1927.6.18－1928.6.3 |  |
中華民國安國陸海軍大元帥；張作霖議員於1927年6月16日入主北京建立北洋安國軍政府。 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事件中 張作霖被炸身亡。
|
國務院
編輯袁世凱政府初期實施內閣制，首屆內閣於1912年4月21日成立，由國務總理和各部總長組成。內閣（即國務院或議事堂）行使國家一切行政權力。《臨時約法》規定，凡總統公布一切重要法律、命令，都要經過內閣成員副署，否則在法律上不發生任何效力，卻忽視了總統具有任命國務員的權力。[47]因此，自1912年3月到1914年5月，袁世凱執政二年多，便更替唐紹儀、陸征祥、趙秉鈞、段祺瑞、熊希齡、孫寶琦六屆（不包括代理總理在內）內閣。[35]
1916-1928年期間，北洋政府的內閣變更37次，改組24次，有26人擔任過總理，此外還有4個攝政內閣在短時間內行使過執政權，任期最長的17個月，最短的僅兩天。[48]由於軍閥用武力控制政府，內閣成為軍閥的附庸。軍閥混戰時期的內閣也就呈現出混亂不堪和不穩定的狀況。著名報人楊蔭杭曾經評價：「近數年，北京之內閣，姑不論其閣中之人物，其重要各部皆帶有營混之氣息。雖更迭改組之省不絕，然譬之藥水，傾來倒去，不脫此數味藥料。故內閣之變更，在他國為重要之事，在今日北京則所謂內閣者，不過一種軍用品，雖千變萬化，仍在武人股掌之上。總理登台必向曹張疏通，總理下台又必向曹張告退。此其登台下台當然不為國人所重視，亦當然不為外人所重視。」[49]
| 內閣 | 時間 | 說明 |
|---|---|---|
| 第一次唐紹儀內閣 | 1912年3月13日－1912年6月27日 | 1912年3月8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由中華民國參議院通過，3月11日公布實施。 |
| 第一次陸徵祥內閣 | 1912年6月29日－1912年9月22日 | |
| 趙秉鈞內閣 | 1912年9月25日－1913年7月16日 | |
| 段祺瑞臨時內閣 | 1913年7月19日－1913年7月31日 | |
| 熊希齡內閣 | 1913年7月31日－1914年2月12日 | |
| 孫寶琦臨時內閣 | 1914年2月12日-1914年5月1日 | |
| 徐世昌內閣 | 1914年5月1日-1915年12月21日 | |
| 第二次陸徵祥內閣 | 1915年12月21日-1916年3月22日 | |
| 第二次徐世昌內閣 | 1916年3月22日-1916年4月22日 | |
| 第一次段祺瑞內閣 | 1916年4月22日-1916年6月29日 | |
| 第一次段祺瑞內閣改組內閣 | 1916年6月29日-1917年5月23日 | |
| 伍廷芳臨時內閣 | 1917年5月23日-1917年6月12日 | |
| 江朝宗臨時內閣 | 1917年6月12日-1917年6月24日 | |
| 李經羲內閣 | 1917年6月25日-1917年7月2日 | |
| 第二次段祺瑞內閣 | 1917年7月14日-1917年11月22日 | |
| 王士珍內閣 | 1917年11月30日-1918年3月23日 | 錢能訓1918年2月20日，內務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第三次段祺瑞內閣 | 1918年3月23日 | |
| 錢能訓臨時內閣 | 1918年10月10日 |
內務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錢能訓內閣 | 1918年12月20日 | |
| 龔心湛臨時內閣 | 1919年6月13日 |
財政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靳雲鵬 | 1919年9月24日 |
陸軍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第一次靳雲鵬內閣 | 1919年11月5日 |
5月14日請辭，7月2日奉准免職 |
| 薩鎮冰臨時內閣 | 1920年5月14日 | 海軍總長代理總理 |
| 第二次靳雲鵬內閣 | 1920年8月9日 | |
| 第三次靳雲鵬內閣 | 1921年5月10日 | |
| 顏惠慶 | 1921年12月18日 |
外交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梁士詒內閣 | 1921年12月24日 |
1月25日請假出京，5月5日被免職 |
| 顏惠慶臨時內閣 | 1922年1月25日 |
外交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周自齊臨時內閣 | 1922年4月8日 |
教育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第一次顏惠慶內閣 | 1922年6月11日 |
7月31日請假出京，8月5日辭職 |
| 王寵惠 | 1922年7月31日 |
司法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第二次唐紹儀內閣 | 1922年8月5日 | |
| 王寵惠內閣 | 1922年9月19日 | |
| 汪大燮內閣 | 1922年11月29日 | |
| 王正廷臨時內閣 | 1922年12月11日 |
外交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張紹曾內閣 | 1923年1月4日 | |
| 高凌蔚攝政內閣 | 1923年6月14日 |
攝政內閣總理 |
| 高凌蔚臨時內閣 | 1923年10月12日 | |
| 孫寶琦內閣 | 1924年1月10日 | |
| 顧維鈞臨時內閣 | 1924年7月2日 |
外交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第二次顏惠慶內閣 | 1924年9月14日 | 外交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黃郛攝政內閣 | 1924年10月30日 |
攝政內閣總理，教育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段祺瑞臨時執政內閣 | 1924年11月24日 | 臨時執政 |
| 許世英內閣 | 1925年12月26日 | |
| 賈德耀 | 1926年2月15日 |
陸軍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賈德耀內閣 | 1926年3月4日 | |
| 胡惟德臨時攝政內閣 | 1926年4月20日 |
內閣攝行臨時執政職，外交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第三次顏惠慶內閣 | 1926年5月13日 | |
| 杜錫珪臨時內閣 | 1926年6月23日 | 海軍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顧維鈞臨時攝政內閣 | 1926年10月5日 |
財政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顧維鈞攝政內閣 | 1927年1月11日 | |
| 胡惟德 | 1927年6月16日 |
內務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
| 潘復內閣 | 1927年6月20日～1928年6月3日 |
國會
編輯中華民國議會，最初為一院制（臨時參議院→參議院），後改為兩院制（國會）。1912年4月29日，臨時參議院遷至北京，取名參議院。
中華民國國會（1913年－1925年）依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於民國二年（1913年）4月8日正式於北京成立，由參議院與眾議院共同構成，兩院設正副議長，下設秘書廳及全院、常任、特別3個委員會。國會主要依據《臨時約法》執行議會權力。第一屆國會成立後，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國會組織法》規定，1913年7月12日，在天壇祈年殿成立由60人組成的憲法起草委員會，進行憲法起草工作。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當選為正式大總統後，正式下令解散國會。中華民國國會此後經歷多次解散和重新召集。最終於直皖戰爭後，因段祺瑞聲明廢棄法統，而宣告終止。
安福國會是中華民國第二屆國會（1918年8月12日－1920年8月），在選舉過程被「安福俱樂部」所控制。1920年8月，大總統徐世昌宣布解散安福國會，並進行第三屆國會的選舉。
地方政府
編輯
沿革
編輯袁世凱執政時期推行「軍民分治」，地方官員由中央政府任命，用以收攏地方軍政權力。袁世凱死後，中央再度勢微。1920年11月，北洋政府宣布籌備地方自治，之後頒布一批地方自治條文[註 1]，規定由本地公民直接選舉產生，並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然而，北洋集團為控制南方各省，遷入客軍常駐，又以外省人參預政事。王占元為鞏固其湖北政權，以山東籍私人關係為紐帶，製造了「魯人治鄂」的局面：「全鄂……凡重要位置，皆其左右親私，互相包辦，輾轉盤踞，不稍放鬆，專制達於極點。」王占元聲稱：「予待魯人不薄，湖北六十九個縣，吾魯人已占四十九。」以致湖北名流孔庚等視鄂省「竟遭亡省之慘痛」。[50]河南縣知事總數中，大約半數以上為外省籍人士，其中許多為吳佩孚在豫期間強行安插到各縣的營長、連長、書記官。[51]
1920年至1925年，南方各省士紳反對北洋客軍干政，掀起聯省自治運動。例如湖南爆發驅張運動，要求驅逐張敬堯。省公民投票通過的《湖南省憲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付諸實行的省級憲法，期間，大量知識分子在報刊上鼓吹聯邦制，例如1922年，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二大決議案中宣布，中共的目標之一是聯合蒙、藏、疆等地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1923年10月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一部聯邦制憲法，但因曹錕賄選爭議，這一憲法遭到反對而流產。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隨後國民黨統一全國，各省憲法和省議會隨之告終。[52]
議會
編輯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下令停辦地方自治，解散各地省議會。[53]袁世凱死後，《臨時約法》、國會、議會恢復，卻從未擺脫軍人干政的陰影。
山東
編輯各省第一屆議會被袁世凱解散，直到袁世凱死後始恢復。在山東，皖系張樹元在第二屆議會選舉期間，指使濟南道尹張仁濤作弊，採取「磕匭(匣子，指票箱)換票」的辦法，把得票最多的王寀廷的票偷換成寫錯名字的廢票，讓王寀廷落選。而後又利用武定府同鄉的關係，把該府所屬的12個議員拉出來，每人都掛上一個督軍署諮議的名義，按月支領津貼。進步黨和國民黨則各出一位副議長，由張介禮和王朝俊發布電文，彈劾張樹元侵吞軍餉300餘萬元，要求北京政府查處。時靳雲鵬剛當上國務總理月余，為了樹立威信，並且出於控制山東地盤的考慮，遂免去張樹元督軍職務，由田中玉繼任。
第三屆議會選舉時，田中玉先是在省議員複選時，重演「磕匭換票」，以作弊手段保證內定的競選人當選。後在省議會議長選舉階段，一面收買議員，一面以便衣大鬧會場。1921年冬，議會舉行議長選舉，由於軍警穿著便衣包圍議會，票未投成。1922年1月17日，議會再開選舉議長大會，「督軍田中玉調集軍警三四千人，包圍議會，荷槍實彈，如臨大敵。」所有持旁聽券的人均不准進入會場。票匭遭人搗毀，投票無法進行。[54]6月8日，投票議員們入場後，剛進行投票，萬光煒受命率人毆傷議員十餘人，選舉被迫中斷。直到1923年1月，北京政府指派熊炳琦擔任山東省長，田中玉無權過問，才結束拖延持久的議長選舉。
1926年張宗昌任山東督辦，即告訴省議員「只可領薪，不准開會」。[55]
河南
編輯河南第一屆省議會解散以後，反袁議員們大半逃往上海。1916年秋冬之間，議員們返回省內恢復活動，曾向議會咨請豁免附加稅，認為「年來豫省天災匪患，居民無不▢面▢行，奄奄待斃，當時救死不▢之時，又責以數倍他省之重負，直接增加人民痛苦。」省議會議決應豁免附加稅，並咨請省長執行。[56]然而，河南財政廳長擬將附加稅改折銀元，辦法為「每丁銀1兩，改徵銀元2元2角。」而當時市價為白銀1兩僅合銀元1元4角2分。如若通過，意味著稅收增加三分之一，無疑增加人民負擔。12月13日，省長將此議案交議會議決，並謂「議會無議決之權，囑即認可見復。」儘管眾多議員質疑，但屈於督軍趙倜的壓力，議案最後竟然通過。
1918年春，進行第二屆省議會議員選舉，安福系派王印川到河南經營選舉，趙倜予以積極配合，加以金錢收買和武力威脅等手段，致使安福系在選舉中大獲全勝。
1921年9月開始第三屆省議會議員選舉。選舉之前，趙倜已內定同鄉胡鼎元為議長，並由胡提出名單，經趙核定後參選，全憑金錢開路：「至多以八千元為限，至少以千元為限……收款者則系托孝敬西屋太太（趙倜小老婆）名義。」未被指定的初選人姚某，在複選中拒絕按旨填寫選票，被衙役鎖在縣衙前的石獅子上示眾。更甚者，一些選區預先造好兩個相同的票箱，票箱隨時可以換去。議員選舉前還要在胡鼎元面前填寫願書，對神發誓，終身為趙氏的忠臣，甚至有「生我者父母，成我者督軍」和「若有背叛督軍行為，天誅雷殛，水溺火焚」的誓言，並有具書人、保證人署名畫押。[57]
湖南
編輯袁世凱死後，由安福系當政的北京政府開始進行國會和省議會改選，原計劃仍按民國元年的《省議員選舉法》進行，在1917年完成省議員的換屆選舉，即第二屆換屆選舉。但因府院之爭、張勳復辟，實施緩慢。1918年3月，湖南督軍張敬堯攻占長沙，開始組織新國會議員選舉。張敬堯採用毀原票易以偽票的辦法，廢掉得票最多的楊度、汪賠書，使安福系所派周渤、羅正諱、王毅等十餘赴湘之人，無一漏選。研究系楊度用每張票500元的高價，收買了選票50張，不料開匭後，廢票占30張，楊度二字被改寫成「楊皮」、「楊之度」、「洋豆」、「羊豆」等，致有效票僅19張而未能當選，輿論譁然。且在新國會中，人數眾多的湘籍國民黨參眾議員幾被全部替換。
1918年11月12日，張敬堯下令改選省議會，時湘人聞張又將偽造民意、改選議會，無復容忍之餘地，旋由商會、教育會、農會、學生聯合會、報界聯合會、律師公會等推舉代表，組成「各界聯合會」，向督署請願收回改選省議會成命。張敬堯乃組織所謂「公民會」與之對抗，亦向督署請願改選議會，指斥對方「偽托民意」。為了爭取士紳同情，各界聯合會要求雙方在教育會舉行辯論會。張敬堯屬員在會場大發脾氣，幾欲逮捕聯合會員。翌日，長沙《大公報》、《湖南日報》著論抨擊公民會，同日被封。張敬堯亦知眾怒難犯，改選終於擱淺，但民間怨憤已深。
1920年5月，趁吳佩孚撤防北歸，湘軍發動攻勢，將張敬堯部擊潰。6月，張敬堯被迫撤出湖南，史稱驅張運動。[58]
湖北
編輯1916年7月下旬，湖北第一屆省議員齊集武昌，準備復會，國民黨勢力重新進入湖北。督軍王占元害怕詹大悲、趙鵬飛與梁鍾漢等人國民黨議員控制議會，堅絕否認3人議員資格。1916年10月1日，省議會舉行復會後之第一次正式會議，2日討論詹、梁、趙3議員資格問題，表示同意承認。4日議長選舉，詹大悲已經當選，引起王占元的恐慌，再度聲明否認3人資格。國民黨議員張國恩等向參議院請願，黎元洪總統亦來電調停。然而王占元堅持己見，密電段祺瑞總理謂：「詹大悲之爭議長，乃國民黨競爭湖北政權，踞爲地盤之初步計劃……政潮翻覆將無已時。」獲得段褀瑞的支持，將詹等逐出省議會，杜瑞、戴孚夏及丁榮學3人遞補。此外還有十人沒有報到，亦一一以他人遞補。[59]
1920年8月30日，北京政府任命王占元親家孫振家為湖北省長，立即引起鄂人強烈反對。9月6日，省議會緊急開會，一致反對孫振家為省長，電請中央收回成命，並「致函各團體請一致反對」。9月9日，省議會再次開會，聲明孫振家如若接任，公文一概拒收。孫振家自恃有王占元姻婭庇護，仍於10日接省長印。省議會不得不「公舉代表議員數人入京會同請願」。隨著「倒孫運動」愈演愈烈，鄂人「聲言王如不從民意，將進而為倒督運動」，危及王占元督軍地位。
9月18日，北京政府免去孫振家省長職務，任命鄂人夏壽康為湖北省長，王占元則連請病假，明迎暗拒，稱：「夏省長到時，恕不接待。嗣後積欠軍餉、地方秩序，均由內閣與新省長擔任，占元概不過問。」致使夏壽康在京滯留65天之久。11月22日，夏壽康抵漢口，王占元竟派督署衛隊兩連前往「保護」，實為監視。23日，王占元指使魯籍軍官孫傳芳部下包圍夏壽康住處，逼其「暫緩接任」，再度激怒鄂人。旅京同鄉會召集大會，質問中央，風波及於全國。王占元不得不屈從民意，同意於27日在武昌省署迎接夏壽康，正式接任省長。然而夏壽康出於安全考慮，堅持不赴武昌辦公，只得派人將省長印信送至漢口。及夏壽康接印視事，省長就任問題才告結束。[60]
安徽
編輯安徽第一屆省議會，於1913年被倪嗣沖配合袁世凱解散。1918年8月至9月，為皖省第二屆省議員選舉之期，正值皖系段祺瑞主持中央大權，倪嗣沖便通過「公益維持會」包辦選舉，肆無忌憚，被譏為「選舉公賣局」。[61]
1919年，省議會向財政部結算皖北工賑鹽捐餘款，獲准該款148萬元，作爲全省興辦實項，非經大會議決不得動用。次年11月，議長晉恆履挪用公款十餘萬元，經議員發現，提案糾正，晉氏利用議長職權，將提案擱置數月，復不經大會公決，挪用40餘萬元。1921年5月，安徽督軍張文生以新安武軍缺餉，強借工賑餘款32萬元。[61]
1921年初，倪嗣沖之侄倪道烺唆使財政廳長陶熔截留教育經費77萬餘元，充作第三屆省議員賄選活動經費。學聯聞訊後，於6月2日派出12名代表去省議會質問，遭到驅逐，學聯旋即組織千餘人，奔至議會門前抗議，要求省議會通過「教育增費案」。倪道烺則命馬聯甲調兵鎮壓，傷40餘人，死1人。社會輿論大嘩，要求懲辦兇手，倪道烺避往天津租界。[62]
1921年8、9月間，皖省第三屆省議會選舉，倪道烺出款50萬收買議員，結果雖然選岀第三屆議員，卻因全省60縣當中，有44縣發生選訟，幾經波折，只得宣布全省選舉無效。另行改選，又逢重重干預。終北洋政府時期，皖省第三屆省議會始終未能成立。[61]
1925年3月，時隔血案四年，北京政府司法總長章士釗以「教唆殺人案」將倪拘捕。倪重金賄賂公行，一個多月後以「不予起訴」被釋。[62]
直隸
編輯1918年，經曹錕保薦，曹銳被任命為直隸省省長，直隸從此處於曹氏兄弟的卵翼之下。第二屆省議會議員的初選舉於1918年7月20日開始。曹銳力圖壟斷選舉，以控制省議會。另一方面，舊議員邊守靖、王秉喆等希圖當選，乃投靠曹銳，在選舉時盡力推行指派之法，「與各縣知事通函，令其見各初選人疏通。如大家不承認，則投票日之夜間開箱抵換。監視員、複選特派員共司其事。」在第12複選舉區，有姚壁者「自稱為組合員。聲言正定區內已指令二十四人，非此二十四人，即滿法定票數亦歸無效。伊等二十四人又分甲乙兩等，甲等者無票亦能當選。問其所以，則謂投票後，非指定將票盡行抵換各等語。」
1919年4月，曹銳以官商合辦為名，將天津直隸模範紡紗廠與擁有10萬元資本的恆源帆布公司合併，事後才咨行省議會要求追認。24日，該案一經提請討論，即遭到議員們的反對。議員潘自濬提出應行調查再定合併與否，副議長彭桂馨指出事後追認與法不合。因爭議太大，該案被推期解決。28日復會，經由特別委員會審查，認為合併事屬合理，惟合併手續不宜，且對保障公款殊欠方法，並擬定幾條意見，如省議會得隨時質問營業情形，由省議會選監察1名以監督營業。潘自濬、張子釗仍堅持調查有無混弊情形後再作表決，但大會強行通過委員會的報告。議員們不敢觸怒曹銳，只好口誅筆伐前模範紡紗廠經理王竹銘侵占公款。
1920年夏，直皖戰爭爆發。為解決軍費難題，曹銳徑直挪用紡紗廠款50萬元。同年10月，省議會召開常會，省署方送達議案，請省議會追認。27日討論該案時，議員們初步議定了《咨催省長速辦紗廠，戰費應由中央擔負，無借省款之必要案》。29日進一步審議《提議討段軍費不宜直省負擔案》，並通過《電請中央歸還直隸墊付軍費案》。11月1日，該議案經修改後正式定名為《電請中央撥還討安福墊款》，並致電中央。12月21日，省議會又咨催曹銳及早開辦石家莊紡紗廠，但終無音訊。
直皖戰爭後，第三屆省議會議員選舉完全由曹銳包辦。[63]
江西
編輯江西第一屆省議會在黨派的制衡下，地方軍閥還有所顧慮。但二、三屆以下，省議會一屆不如一屆，這種情形在第三屆的選舉尤爲明顯。
1920年12月18日，第二屆江西省議會投票通過《省長民選應規定選舉法案》，以及彈劾省長戚揚案。戚揚自二次革命後到贛，1916年7月由巡按使改稱省長，用人行政多門生故舊，喜濫借外債，結託軍閥以自固。時過境遷，南方人多不滿北人主政，自治聲浪瀰漫全國，江西自不例外。
戚揚得知後，指使警察改裝便衣，偽稱公民，赴議會旁聽，揚言搗毀議會。督軍陳光遠擔心彈劾通過，恐進一步惹出廢督問題，遂以軍警彈壓議會，議會不得不宣告休會。時京「各省區自治聯合會」力爲聲援，經江西省議會三次彈劾之後，迫於輿論壓力，戚揚於1921年2月黯然去職。國務院命冮西南豐人趙從蕃任省長，議會雖對趙表歡迎，但卻爲陳督軍暗中擋駕，使趙過九冮而不得入其門，最後只能稱病滬上。5月13日，北京政府令陳的親信、財政廳長楊慶鋆暫任，不久改爲署理，最後實任。「贛人治贛」就此失敗。
1921年11月，江西選舉第三屆省議會，陳光遠、楊慶鋆動用軍警操控票匭，「非經核可者，無論何人，票再多亦不能入彀。有特別關係者，雖無一票亦會榜上有名。」例如張勳之弟張嘉猷識字無多，竟以17票當選；又如臨川縣知事陳光迪，系陳督軍胞弟，當選後還大詈不慚的說∶「我不過得幾個錢，卻為地方省多少事。」建昌區8月2日複選開票，本無一票之包應昌、傅紹庭居然以18票當選；而原有20票之嚴啟仁、何昌榮等，或變為11票，或變爲5票，一同落選。袁州區、贛州區的情形也都一樣，投票時軍警林立，開票時如非指定人選，再高票數亦不能獲選。當選議員因此為人所輕，被謔稱為「陳楊之私生子」、「直隸式附屬官廳之議會」。
1922年6月，陳光遠被北伐軍打敗後辭職，北京政府命贛人謝遠涵任省長，省議會立即發表宣言應和：「贛人主張驅客軍制省憲」 。不料北軍援贛，11月5日，蔡成勳來，恃武力壓抑民意，視議會如黻屣，不惟常年會不能召開，即談話會亦悉被阻止，遇議會有頂撞之事，即令財廳扣發公費。11月閭蔡拒贛人謝遠涵長贛，年底宣布自兼省長，把持軍民兩政，以致贛人痛呼要「光復已亡之江西」。[64]
架構
編輯北洋政府建立的地方機關大致有立法機關、行政機關、軍政機關和特別行政區機構。
地方立法機關分為省議會和縣議事會。
地方行政機關分為省行政機關、道行政機關、縣行政機關和基層政權。
地方軍政機關分為省軍政機關、地區性軍政機關、臨時性軍政機關。
特別行政區機關包括京兆特別行政區政府，熱、察、綏特別行政區政府，川邊特別區政府。
區域
編輯| 名稱 | 派系背景 | 活躍時期 | 根據地 | 代表人物 | 海外支持國 |
|---|---|---|---|---|---|
| 皖系 | 北洋派 | 1916-1925 | 安徽、浙江、上海 | 段祺瑞、倪嗣沖、徐樹錚、段芝貴、盧永祥 | 日本 |
| 直系 | 1917-1926 | 北京、直隸、山東、江蘇、江西、湖北、福建[65] | 馮國璋、曹錕、吳佩孚、齊燮元、孫傳芳 | 英國 | |
| 奉系 | 1916-1928 | 奉天、黑龍江、吉林、熱河 | 張作霖、張學良、張作相、郭松齡、張宗昌 | 日本 | |
| 新疆省 | 1911-1944 | 新疆 | 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 | 蘇聯 | |
| 西北軍 | 北洋派 國民黨 |
1921-1930 | 陝西、察哈爾 | 馮玉祥、韓復榘、宋哲元、楊虎城 | |
| 川軍 | 1919-1949 | 四川、西康 | 劉湘、劉文輝、鄧錫侯、楊森 | ||
| 黔軍 | 1920-1926 | 貴州 | 袁祖銘、王家烈、王天培、周西成、劉顯世、彭漢章 | ||
| 晉系 | 1911-1949 | 山西、綏遠 | 閻錫山、傅作義 | 日本 | |
| 舊桂系 | 無 | 1916-1925 | 廣西 | 陸榮廷、沈鴻英 | 英國 |
| 滇系 | 國民黨 | 1916-1949 | 雲南 | 蔡鍔、唐繼堯、龍雲、盧漢 | 法國 |
| 湘系 | 1916-1937 | 湖南 | 趙恆惕、唐生智、何鍵 | ||
| 粵系 | 1920-1949 | 廣東、海南 | 陳炯明、龍濟光、陳銘樞、張發奎、陳濟棠、余漢謀 | 蘇聯 | |
| 馬家軍 | 無[66][67] | 1872-1949 | 甘肅、寧夏、青海 | 馬鴻逵、馬步青、馬步芳、馬鴻賓、馬繼援、馬仲英 | |
| 新桂系 | 國民黨 | 1922-1953 | 廣西 | 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 |
評價
編輯正面評價
編輯王鐵群認為北洋政府是中國民主社會的開端，辦報自由如歐美，各省文化大放異彩[52]。除此之外，北洋政府在經濟和外交領域的成就也相當引人注目。此後，南京國民政府所創造的一系列經濟奇蹟，也是有賴於北洋政府所作出的努力。[52]
負面評價
編輯1922年5月29日，《申報》發表楊蔭杭（署名老圃）的時評《北洋正統》，表達了時人對於軍閥政治的普遍反感：[68]
| “ | 北洋正統云云，乃醜語也。清朝有北洋正統，未救於清之亡，北洋正統之首領，且以帝制失敗。曰直皖戰爭，曰直奉戰爭，皆北洋正統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之歷史，今日果能覺悟，自當絕口不談北洋二字，一洗北洋之餘臭，乃可與民更始。乃組內閣，猶推重北洋老前輩為總理，一若非北洋正統不能控制全局者。談國是猶曰恢復舊會，北洋正統可以鞏固，一若以後選舉，北洋正統必可操勝算者。不知北洋團體當聽其星散，既無鞏固之必要，亦無人可以控制。藉曰可以控制也，即直皖、直奉之戰，亦可以免，而終不能免者，知其團體早已渙散，固不必燃已死之灰而為之謀中興也。故今日北方果有人焉，能力矯北洋之舊非，固國人所願聞。若猶以北洋二字為號召，國人將掩耳而走矣。 | ” |
1921年，孫中山在梧州對黨員發表演說，說明中華民國徒有其名，為官僚把持：「辛亥革命成功之後，而革命黨名義取消，中華民國即為官僚武人所摧殘。十年來名雖民國，實為官僚國，革命主義未行，革命目的未達，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及後卒至釀成袁世凱帝制自為、宣統復辟、武人專政種種惡現象。」[69]
1923年10月15日，孫中山在廣州發表演說，認為辛亥革命雖然推翻滿清，但民國未能真正建立：「辛亥年革命推翻滿清、創造民國，一直到今日，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關於民國的幸福，人民絲毫都沒有享到。今年是民國十二年。在這十二年之中，人民不但是沒有享民國的幸福，並且各省發生戰事，到處都有兵變，年年都是受痛苦。這是什麼原故呢？就是由於革命沒有成功。因為革命沒有成功，所以真正的民國，無從建設。我們從此要建設民國，所以還要來革命。」[70]
1924年11月19日，孫中山在上海新聞記者招待會上再次指出：「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像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我們中國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實在是一個假民國。」[71]
註釋
編輯- ^ 《地方行政會議組織規則》、《縣自治施行細則》、《縣議會議員選舉規則》《省參事會條例》《市自治實施細則》等
參考文獻
編輯- ^ 1.0 1.1 桑兵. “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 《學術研究》 (廣州: 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2014, (9) [2021-05-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05.
- ^ 北洋政府時期的文武關係(1916-1928). [2012-10-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2-21）.
- ^ 北洋政府時期總統權力之研究(1912~1924)，池炫璋著. [2012-10-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2-22）.
- ^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華民國. 半壁江山中文網. 2013-06-13 [2014-05-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5-21）.
- ^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第三輯, 北洋政府:1912-1927. [2012-10-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2-22）.
- ^ 袁世凯曾遭行刺 装病逼迫清帝退位. 鳳凰網. 2008-09-24 [2014-05-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1-06）.
- ^ 1912年“北京兵變”真的是袁世凱指使的嗎？ 大公报. [2014-06-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9-10）.
- ^ 郭廷以. １９１２──中華民國元年壬子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漢典古籍. [2014年2月23日] （繁體中文）.
- ^ 徐矛，中華民國政治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 ^ 喬納森·芬比.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英國西敏寺: 企鵝出版集團. 2008年5月29日: 第123頁至第125頁 [2014年2月23日]. ISBN 978-07139983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年7月14日） （英語）.
- ^ 《中央政府與國民黨之問題》. 中國重慶: 《大公報》. 1913年6月1日 （繁體中文）.
- ^ 二次革命失敗 孫中山被迫流亡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鳳凰衛視. 2011年3月10日 [2014年2月23日] （簡體中文）.
- ^ 郭廷以. 1916──中華民國五年丙辰.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9年 [2014-05-20]. ISBN 978666671294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7-04）.
- ^ 郭廷以. １９１６──中華民國五年丙辰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漢典古籍. [2014年2月23日] （繁體中文）.
- ^ 鲁卫东：军阀与内阁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阁员群体构成与分析（1916—1928）. 《史學集刊》2009年第2期.
- ^ 賈士毅《民國續財政史(一)》，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第910卷，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頁
- ^ 「From day to day」，The North － China Daily News，1921，Dec 7，p14．
- ^ 《駐歐各使為積欠館費辭職》，《申報》1923年3月25日，第7版；《沈瑞徵力爭使領經費之辭呈原文》，《順天時報》1923年5月2日，第2版；《各公使下旗回國將即實行》，《順天時報》1923年7月17日，第2版。
- ^ 魏爾特:《關稅紀實》，海關總稅務司公署統計科1936年版，第188—190頁
- ^ 《使領庫券發行之經過》，《銀行月刊》第4卷第3期，1924年3月25日，第176—177頁
- ^ 《咨內務部十四年公債指定專作中央緊急政費及使領經費之用豫豐銀號開兌實無餘款可撥咨複查照文(1925年3月28日)》，《財政月刊》第12卷第136期，1925年4月，第13頁
- ^ 22.0 22.1 金光耀、王建朗. 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 : 第123-124頁.
- ^ 《財政部為大元帥核定院部各署每月經費數目清單覆審計院咨：附國務院致財政部函及各署經費清單(1927年8月1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洋政府檔案·審計院》第146冊，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第77—100頁
- ^ 《聯合會會費事(1927年6月)》，北洋政府外交檔，檔號：03－38－040－01－014
- ^ 《駐歐各國使領經費問題》，天津《大公報》1927年5月12日，第6版
- ^ 《商撥庚款接濟使費事(1927年12月)》，北洋政府外交檔，檔號：03－08－023－05－001
- ^ 楊天石主編：《中華民國史》第6卷(1926—1928)，第259—277頁；牛大勇：《北伐時期列強對華政策研究評介》，《歷史研究》2005年第3期；羅志田：《北伐前期美國政府對中國革命的認識與對策》，《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第311—324頁
- ^ 28.0 28.1 《駐歐各國使領經費問題》，天津《大公報》1927年5月12日，第6版
- ^ 《顧維鈞回憶錄》第1冊，第364頁
- ^ 《王景岐歸國後之談片》，天津《大公報》1927年3月19日，第2版
- ^ 上海檔案館譯：《顏惠慶日記》第2卷，中國檔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384頁
- ^ 《顧維鈞回憶錄》第1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98頁
- ^ 《寧外交部人員皆曾服務京外部者》，天津《大公報》1928年3月17日，第2版
- ^ 《駐外各使領與南京》，天津《大公報》1927年7月20日，第2版
- ^ 35.0 35.1 35.2 第四节 北洋政府的政权机构. 中國通史 第十一卷 近代前編（上冊）. [2017-02-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2-15）.
- ^ 韓文弓. 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2021-06-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6-05）.
- ^ 韓文昌. 中华民国军政府（安国军政府）.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2021-06-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6-04）.
- ^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 ^ 尚小明《宋案重审》.
- ^ 翁敬棠.历任副馆长简介. 福建文史資料館. [2021-06-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5-16）.
- ^ 《時局未寧之內閣問題》，《滿洲報》1922年7月27日，「論說」
- ^ 任期超過一年以上
- ^ 曹锟下野后拒与日本合作：喝粥也不当汉奸. 搜狐. 2014年4月2日 [2014年5月20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年5月21日）.
- ^ 任期超過一年以上
- ^ 周自齊 1922年6月2日 1922年6月11日 國務總理攝行總統職權
高凌霨 1923年6月14日 1923年10月10日 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權
黃郛 1924年11月2日 1924年11月23日 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權
段祺瑞 1924年11月24日 1926年4月20日 臨時執政
胡惟德 1926年4月20日 1926年5月13日 國務總理代行臨時執政職權
顏惠慶 1926年5月13日 1926年6月22日 國務總理代行大總統職權
杜鍚圭 1926年6月22日 1926年10月1日 國務總理代行大總統職權
顧維鈞 1926年10月1日 1927年6月16日 國務總理代行大總統職權
胡惟德 1927年6月16日 1927年6月18日 國務總理代行大總統職權
- ^ 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周自齊， 高凌霨， 黃郛， 段祺瑞， 胡惟德， 顏惠慶， 杜錫珪， 顧維鈞，張作霖
- ^ 張新龍. 北洋时期军阀与内阁权力关系研究. 寧夏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
- ^ 北洋内阁变更37次 顾维钧为何总是“吃得开”. [2017-02-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2-15）.
- ^ 杨荫杭《军用内阁》，申报1921年9月23日.
- ^ 《鄂公民披露王占元之政绩》，《晨报》1920年10月1日.
- ^ 徐有礼《民国时期河南社会研究》第11页.
- ^ 52.0 52.1 52.2 王鐵群.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 愛思想. [2021-08-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2-19）.
- ^ 停辦自治機關令（1914年2月3日）、停止各省議會議員職務令（1914年2月4日）、取消京師地方自治令（1914年2月6日）、解散各省省議會令（1914年2月28日）
- ^ 呂偉俊. 民国山东史. : 第169-170頁.
- ^ 魏敬群. 民国初年山东军阀与省议会斗法纪事. 齊魯晚報. 2012年12月13日 [2021年6月4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年6月5日）.
- ^ 張愛華. 河南省第一届省议会（1913—1918）. 華中師範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 : 第60頁.
- ^ 徐有礼《民国时期河南社会研究》第12-13页..
- ^ 魏桃初. 民国初年的湖南省议会(1911-1926年). 湖南師範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 : 第71-73頁.
- ^ 蘇雲峯. 湖北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 第314-315頁.
- ^ 朱英、張超. 论1920年湖北省长人选引发的政潮. 江蘇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
- ^ 61.0 61.1 61.2 謝國興. 安徽.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 第191、197-198、198-199頁.
- ^ 62.0 62.1 倪道烺.安徽人物志《政治、军事人物传记》.
- ^ 劉建軍. 直隶地方议会政治1912-1928.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 第136、199-200、193、160頁.
- ^ 呂芳上. 民国初年的江西省议会(1912-1924).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8期. : 第247-251、254-256頁.
- ^ 張明金、劉立勤《國民黨歷史上的158個軍》.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
- ^ 國民政府與青海馬家關係研究 (PDF). [2015-10-18].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6-03-04）.
- ^ 甘、寧、青三馬家族世系簡表 (PDF). [2015-10-18].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6-03-03）.
- ^ 桑兵. “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
- ^ 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 黃彥編：《孫文選集》（下冊）. 1921年10月29日至11月15日間.
- ^ 孫中山. 党员要人格高尚并注重宣传才能得人心——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 原載廣州《國民黨周刊》第26期，1924年6月22印行.
- ^ 《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1页。.
延伸閱讀
編輯- 羅志田. 转折:1924—1926年间北洋体系的崩溃与南方新势力的兴起. 近代史研究. 2011, (4): 149–159 [2022-05-14]. ISSN 1001-67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22）.NSSD 38528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