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义律爵士KCBRN(英语: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1801年8月15日—1875年9月9日),英国军人殖民地官员,1836年至1841年担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后因鸦片贸易问题,使得英国对清廷宣战,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并率先在1841年1月26日派兵登陆香港岛

Admiral
查理·义律爵士
Sir Charles Elliot
KCB RN
第6任圣赫勒拿总督
任期
1863年7月3日—1870年1月29日
前任爱德华·海·达勒姆孟德·海英语Edward Hay Drummond Hay
继任查尔斯·乔治·爱德华·佩英语Charles George Edward Patey
第14任特立尼达总督英语List of governors of Trinidad
任期
1854年3月10日—1856年10月27日
前任乔治·哈里斯英语George Harris, 3rd Baron Harris
继任罗伯特·威廉·吉特英语Robert William Keate
第81、87任百慕大总督英语Governor of Bermuda
任期
1846年12月25日—1854年2月23日
前任威廉·里德英语William Reid (British Army officer)
继任佛里门·摩雷英语Freeman Murray
 英属香港第1任香港行政官
任期
1841年1月26日—1841年8月12日
继任庄士敦(护理行政官)
砵甸乍爵士
第4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
任期
1836年12月14日—1841年8月12日
前任G·B·罗便臣爵士英语Sir George Robinson, 2nd Baronet
继任砵甸乍爵士
个人资料
出生1801年8月15日
萨克森选侯国德累斯顿
逝世1875年9月9日(1875岁—09—09)(74岁)
 英国英格兰德文郡埃克斯茅斯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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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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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律生于1801年,地点应该是萨克森德累斯顿,父亲休·义律(Hugh Elliot)是一名英国官员,母亲则名叫玛格丽特·义律(Margaret Elliot),当时他们一家正随父亲到当地公干。在1815年,义律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在东印度非洲沿岸一带服役,曾取得上校军衔,直到1828年,他从海军退役,并转到殖民地部工作。投身殖民地服务后,义律在1830年被派往圭亚那保护当地的黑奴,在当地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位废除奴隶制度的支持者。

驻华商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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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律于1834年跟随律劳卑勋爵抵达中国,担任贸易专员秘书。律劳卑在同年逝世后,义律获升任为驻华商务副总监,并随后在1836年12月,接替G·B·罗便臣爵士英语Sir George Robinson, 2nd Baronet出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一职。

义律本人其实是反对鸦片贸易的,他更曾经指出以鸦片贸易赚取利润是英国的耻辱,但他却同时认为中英两国之间应该存在对等和公平的贸易。因此,义律一反律劳卑强硬的作风,在澳门上任后,没有理会伦敦的反对,便着手改善英国清廷的关系,以恳切的语气致函时任两广总督邓廷桢,表示希望两人能够在广州见面。然而,义律经过多次交涉仍无济于事,清方始终拒绝接见他。

东印度公司在1834年失去对华贸易的专利权以后,外商纷纷加入鸦片贸易的行列。为了谋取暴利,英商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使中国白银流失的情况更形严重,并造成了空前的“出超”问题。据资料统计,鸦片在18世纪初输入中国的时候,每岁不过200箱,但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夕,已大幅曾加至每岁30,000箱。虽然清廷已经多番重申禁烟的命令,又在1837年命令邓廷桢驱逐伶仃洋香港一带水域的鸦片走私活动,但由于烟商以性能良好的趸船装载鸦片,以致走私活动难以捉截。邓廷桢亦曾多番传谕义律,要求他正视走私问题,虽说义律反对鸦片贸易,但受到英国自由党政府和英商的压力,总监的权力又相当有限,他只好屈服,漠视清廷的谕令。

虎门销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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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大臣林则徐在1839年抵达广州,立即厉行禁烟。但英商与义律到最后方肯屈服。

鉴于鸦片走私活动十分猖獗,道光帝遂在1838年12月31日任命钦差大臣林则徐南下广州禁烟。林则徐在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随即展开严厉的禁烟行动。他限令所有烟商三日内交出全数鸦片,并签“切结书”,声明以后不贩鸦片,否则“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最初由于外商反应冷淡,结果林则徐下令派兵封锁十三行,并且断绝粮食供应,迫令烟商交出鸦片。义律得悉十三行被围困后,立即从澳门赶到十三行,并致函林则徐,质问他是否准备开战。此外,他又将英国船只和鸦片转移到香港水域,以便随时作出反抗。

到3月25日,大部分烟商终于屈服,同意签署切结书,保证以后不再贩卖鸦片,但唯独以义律为首的英商仍然不从。林则徐于是颁布《示谕外商速交鸦片烟土四条稿》,作为对义律的最后通牒。最终义律在3月28日屈服,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着令英商交出所有鸦片共20,283箱。然而,义律仍然拒绝签署切结书,并向英商保证他们的损失一概由女王陛下政府负责。

林维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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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被全数没收后,义律认为英商已无法继续在中国进行贸易,于是他未经英国政府的批示,便下令停止通商,并将英国侨民从广州撤到澳门,但是澳门总督拒绝承诺保障他们的安全,结果英商侨民唯有迁到九龙尖沙咀对开的海面。

到1839年7月7日,有醉酒水手在尖沙咀村与村民发生殴斗,其中村民林维喜在打斗中伤重不治。事件发生以后,义律同意赔偿死者家属银钱,但拒绝按照《大清律例》,交出其中一名水手偿命,并以拥有领事裁判权为理由,表示会自行审讯凶手。义律于8月12日在英国船只上开庭案,对五名凶手判处监禁和罚金,便送回英国的监狱服刑,并在事后才知会中国官方。然而,林则徐援引《万国律例》,指义律不具备领事裁判权。

林则徐得知义律私自审讯水手后,在1839年8月15日宣布中断与各国的对外贸易,除了派兵到澳门驱逐义律等人外,又撤回所有替英国人工作的中国买办和佣工。此外,他更明令禁止国人向任何英国人提供粮食和日用品,并断绝水粮,派出战船封锁英国船只,并传令若在岸上发现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至于义律被逐后,则命令所有英国侨民登船,驶离海岸,自己亦撤退到九龙对开的海港,寄居于货船之上。

 
1839年11月3日发生的穿鼻洋之战,是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其中一次小型冲突。

直到9月5日,义律派传教士郭士立与林则徐谈判,要求解除禁令和恢复水粮,恢复正常贸易关系,不过通通遭到拒绝。在当日下午二时,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并要求提供水粮,林则徐仍不予理会。结果一小时后,英国军舰企图突围,正式向中国船舰开火,并突袭九龙山上的清军,史称“九龙之战”或“九龙海战”[1]:34-35。这次零星冲突遂揭开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序幕。

另一方面,此事消息传至英国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英国国会更以此二事件宣战与否展开激烈的辩论,结果国会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出兵中国。英国政府于是在10月1日以“受到侮辱”、“生命安全受威胁”和“财产受损”为名对清廷宣战。宣战以后,中英双方曾发生六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加上9月5日所发生的冲突,林则徐向朝廷奏报自己已经“七战七胜”。其间,义律仍多次向林则徐作出交涉,企图进行妥协以避免战争,但林依旧坚决拒绝让步。

第一次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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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律的照片。

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义律的堂兄懿律为海军统帅及全权代表,而义律本人则被任命为副代表。到1840年6月,英军四十多艘战舰和士兵四千多人抵达澳门对开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遂正式爆发。由于广东省一带布防严密,义律于是随懿律挥军北上,轻易攻陷定海,并在8月11日抵达大沽口。道光帝大为震惊,立即委派直隶总督琦善议和,结果义律等在8月29日透琦善向清帝提交《巴麦尊照会》“伸冤”。(其实被交往道光的信件是英译中信件,途中信件曾被修改内容)

琦善在大沽口告诉义律和懿律,只要英舰折回广州,朝廷就会查办林则徐等人。懿律与义律以为琦善已答应他的要求,于是便折返广东,准备更进一步的和谈。相反,道光帝见英军撤退,以为已经“抚夷”成功,于是在9月委任琦善钦差大臣,并在9月28日免去林则徐的官职。

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这时懿律已经因病辞职,并由义律接任全权代表。义律见到琦善后,立即向他提出14点要求,当中包括重开商埠、赔偿烟价和兵费、订定税则和治外法权等等。消息传至京师以后,道光帝感到十分愤怒,因为他以为单单重开商埠便可满足英人要求。结果他在1841年1月20日命令琦善立即停止谈判,加以痛剿。至于义律方面,则早在1月6日已得知谈判即将破裂,于是在1月7日出兵攻占了沙角炮台和大角炮台,威胁清廷接受议和,并开始草拟和约。

沙角炮台和大角炮台陷落后,琦善与义律在1月20日拟定了《穿鼻草约》,当中清廷除了要赔偿英国政府600万银元外,更要割让香港岛。琦善原则上同意《草约》,但对割地却甚有保留,表示要先上请皇帝批示。但在1月21日,双方在仍未正式签约的情况下,义律却单方面公布了《穿鼻草约》,并在1月26日私自派HMS硫磺号抢占香港,但当时琦善和义律对“香港”一词是有不同理解的,于1月11日琦善致函义律信件中写道:“……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琦善所指的“香港”是香港岛西南一角,今香港仔一带,因当时“香港”一词,并非全岛的总称[1]:16-17。琦善对割让一事一直加以隐瞒,到2月10日才由广东巡抚怡良京师揭发,琦善遂立即被革职查办。

抢占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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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1月26日,英军乘硫磺号在水坑口登陆香港岛,并由义律出任香港的行政官,但留在澳门办公。一般认为,香港自当日起成为英国的属土。[2]翌日,英军又在岛上升起英国国旗。义律对于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扮演了关键角色。[3]

义律选择香港并非偶然的,早在律劳卑出任商务总监的时候,律劳卑已提议过占领香港,而义律任内由于深感在澳门办公受尽葡萄牙人的威胁,因此亦开始寻求合适的岛屿,方便通商。后来在1839年,他和英国侨民在香港岛对出海面短暂居住,所以对香港岛有一定的认识,这也是义律在《穿鼻草约》中要求割让香港岛的原因。

义律担任行政官后,在1841年2月1日发示《安民告示》,次日发表《公告》,表示将继续以“中国法律和习俗管治香港,但中国的酷刑则一一废除”。由于义律要主理军务,无暇兼顾香港事务,于是他任命庄士敦为护理行政官,在义律离开香港的时候代理其职权。此外,义律又在4月30日任命威廉·坚为香港首位法官,并着他成立警队维持境内治安,稍后又在香港设立监狱

义律任内于1841年5月1日发行了首份《香港宪报》,当中交代了卖地原则。其后在6月14日,义律在澳门举行了首次卖地,一共卖出33幅沿海土地。惟后来砵甸乍爵士担任首任香港总督后,指出义律的政府仅属临时性质,故不承认该次卖地。

综合而言,义律任内香港的情况十分混乱。当年曾经有两个台风横扫香港,对香港造成严重破坏。而疫病也造成了不少人死亡,死亡率十分之高。另一方面,当时海盗四处出没,抢劫猖獗,至于威廉·坚一人掌握司法大权,更使警察腐化,治安败坏。

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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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义律的砵甸乍爵士

由于道光帝在1月27日正式下诏对英国宣战,以致战争未有随《穿鼻草约》和占领香港岛而终结,更反而进入全面战争的状态。在2月26日,义律复攻虎门,至2月27日进攻乌涌,到3月3日已兵临广州城下。当时义律委托美国领事,向接替琦善的杨芳进行调停,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在3月20日停火,重开贸易。然而,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帝深表不满,并改派奕山为“靖逆将军”,赴援广州。随后奕山在5月10日向英军发动攻势,短暂恢复的贸易随之再度停顿。到5月22日,义律发动反攻,并炮轰广州,击溃清兵,结果奕山在5月27日乞降,除了签订《广州和约》,向义律缴交赎城费六百万银元外,更赔偿了英商三十万银元。《和约》签署后,义律始率英兵撤离广州。

与此同时,义律却突然被伦敦政府以“未有坚持英国政府的全部诉求”和“未有依从训令”的理由罢免,并召他回国。原来,义律早前与琦善拟订《穿鼻草约》后,《草约》被送到伦敦,时任外务大臣巴麦尊勋爵看过《草约》后,认为条款过于宽松,英方得益太小,根本没有达到全面开放商埠的目标,而《草约》中割让予英方的香港岛更被他批评为“鸟不生蛋之地,一间住房也建不成”,因此义律被他愤斥办事不力。据称,维多利亚女王更曾指义律是“一位完全不遵指令而努力争取最低条款的人”。结果义律被召回后,英国政府改派砵甸乍爵士接替他为香港的行政官、驻华商务总监及英方全权代表,并在1841年8月抵华,于是战事再起。

得克萨斯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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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律被召回国后,过了一段日子才获重新起用,在1842年8月6日抵达北美洲得克萨斯加尔维斯敦,出任驻得克萨斯共和国的英国代办。义律任内大力在当地鼓吹废除奴隶制度,又积极建立自由贸易,并且强调与墨西哥建立和平关系的重要性。另外,他更与该国总统山姆·休斯顿安森·琼斯结成朋友。据了解,在休斯顿的指示下,义律曾在1834年到墨西哥,与其他英国官员一起,寻求为得克萨斯和墨西哥达成停火协定。此外,义律在墨西哥释放部分参与米亚长征(Mier Expedition)的得克萨斯士兵一事上,起了关键作用。

由于英国在得克萨斯共和国享有不少好处,因此义律任内亦努力阻止得克萨斯合并到美国。于1845年,在琼斯总统的准许下,义律再次前往墨西哥,成功与墨西哥政府订立条约,承认得克萨斯的独立地位。可是,得克萨斯民众最终仍投票选择合并。结果这位被称为“头戴白帽”的代办在得克萨斯于同年正式合并到美国后,卸任返回英格兰

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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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律晚年自1846年至1852年及1853年至1854年出任百慕大总督,1854年至1856年转任特立尼达总督,最后在1863年至1869年担任圣海伦那岛总督,此后退下火线。义律曾在1856年获颁赠KCB勋衔,成为爵士,此后又在1865年9月取得海军上将军阶。义律与Clara Windsor结婚,两人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4],他于1875年9月9日在英格兰德文郡埃克斯茅斯去世。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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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查理·义律命名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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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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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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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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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尔东. 周海燕 , 编. 《香港歷史之謎》. 香港: 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7年4月. ISBN 978-962-973-634-7. 
  2. ^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立法机关的历史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3. ^ Endacott 2005, p. 1
  4. ^ Susanna Hoe, Derek Roebuck: The Taking of Hong Kong: Charles and Clara Elliot in China Waters,第2页,载于Google图书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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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衔
前任者:
G·B·罗便臣爵士英语Sir George Robinson, 2nd Baronet
驻华商务总监
1836年–1841年
继任者:
砵甸乍爵士
前任者:
首任
  第1任香港行政官
1841年1月26日-1841年8月12日
继任者:
庄士敦(护理行政官)
前任者:
W·N·胡钦生
百慕大总督
1846年–1852年
继任者:
W·哈塞尔·伊登(署任)
前任者:
亚瑟·W·拜尔斯(署任)
百慕大总督
1853年–1854年
继任者:
佛里门·摩雷
前任者:
乔治·弗朗西斯·罗伯特·哈里斯
特立尼达总督
1854年–1856年
继任者:
罗伯特·威廉·吉特
前任者:
爱德华·海·达勒姆孟德·海爵士
圣海伦那岛总督
1863年–1869年
继任者:
海军中将查尔斯·乔治·爱德华·佩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