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愚蠢的人类/沙盒/B0005

《禁止蒙面规例》的背景

From : 禁蒙面法 (香港)条目oldid为56435161 的历史版本
Date : 2019-10-12

背景

2016年提出的《禁止蒙面法》

参见：2016年旺角骚乱

“立法禁止公众集会参与者蒙面”在2016年首次被提出。紧接在旺角骚乱之后立法会举行保安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民建联议员葛珮帆提出引入《禁蒙面法》的建议。

旺角骚乱发生于2月8日，由对市民对政府的小贩管理政策不认同，发起保护熟食小贩免受驱赶的行动 。在警察介入后，行动发展成警民冲突，期间一名警员受伤倒地，另一名警员见状向空中开枪。开枪后示威者情绪更为激动，并且投掷更危险的杂物，冲突后来演变成游击战在多处纵火，导致警力不胜负荷。

事件造成了90多名警员和4名新闻记者受伤，是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首次被政府定性为“暴乱”的事件， 有媒体甚至称事件为“暴动”。做成如此严重伤害的示威活动在当时十分罕见，引起社会的震撼。多个民间团体及所有的大学学生会将冲突视为政治问题（详见大专院校反应）。多个团体提及政府没有尊重小贩春节摆卖的传统，认为忽视民意、民情常识、人情法理是事件起因之一，“官逼民反”一度成为热门词语。政府的立场与这些观点形成强烈的对比，形容是“彻头彻尾的暴乱事件”，又指小贩管理事件及政府管治问题“全部都是一些借口来的”。多个亲政府的团体对示威者的行为感到愤怒，认为是破坏法治和社会安宁。

事件发生后，包括葛珮帆在内的数名议员要求保安事务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葛珮帆在会议中首次提议立法禁止公众集会参与者蒙面。赞同的议员认为骚乱事件中诉诸暴力的人士蒙面，藉以掩饰身份及逃避责任#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又称占领行动而被控违法的人士获法庭轻判，引致鼓吹暴力。政府一方在会上未有明确表态。这个令人意料不及的提案在短时间获得社会关注，但由于未有明确提及法例怎样执行，因此当时的关注重点在于范围不明确以及担心对公众的影响。建制派的议员认为，“蒙面的目的不外乎是不想被人认出，希望能够逃避法律责任”；旺角事件后市民担心会再有同类事件发生，认为立法可以协助警方执法；现行法例阻吓性不足，“人家不认得他（示威者），心态上较少顾忌，所以会做较激进行动”。提议曾经一度获得占优势的支持，两个报章媒体向全体立法会议员进行调查，结果皆为大比数赞成制订《禁止蒙面法》；另外在一项民建联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发现72%受访者支持制订《禁止蒙面法》。

虽然如此，提案的推进受到好些障碍。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涂谨申认为，暂时未有需要研究《禁止蒙面法》，并称“当局不要过分反应”。他指出若《禁止蒙面法》实施后，会阻碍一些苦主示威（例如公司倒闭追讨欠薪、购买金融产品失败），认为今次事件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等抓到的涉事者不算少，需要先考虑立法引致的牺牲。另外叶刘淑仪表示，请教律政司时得悉这做法或会影响人身自由，相信难以成事。本地人权组织香港人权监察亦表示立《禁止蒙面法》会引发寒蝉效应，变相打压集会自由。及后，在立法会会议中只有零碎的数次提及，这些会议之中亦未有谈及具体细节。

2017年3月，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回复议员对《禁止蒙面法》的问题时，指旺角“骚乱”案中，有数人即使有遮挡面容亦被入罪，犯案时蒙面并不代表能完全规避警方的调查。他声称禁止示威者或表达意见人士蒙面，只会令他们更仇视执法者，使社会分化，对遏止暴力行为于事无补。在随后两年，社会再没有大型的骚乱事件，《禁止蒙面法》的提案也没有开始正式的立法程序。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

参见：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

在旺角骚乱过去后，香港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冲突，直至出现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这项社会运动于2019年6月大规模爆发，并且截至《禁止蒙面规例》生效时仍未平息。

政府采取强硬的手法推行一条极具争议性的法例是整场运动的导火线。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提出修订《逃犯条例》。非建制派认为修例侵害人权及违反基本法的高度自治原则，持续展开“拉布”行动以阻止通过，但先后遭到立法会秘书处以不合作形式杯葛会议及李家超以法案委员会“已失效，政府看不到目前的困局有何出路”为理由，要求立法会绕过法案委员会在大会对修例辩论及表决。这种激进的做法被批评为“牺牲议会传统”及“后患无穷”。市民眼见法冶受到严重破坏及威胁，在6月9日籍著一场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最多人参与的游行——“守护香港反送中”大游行，正式开始了这场社会运动。

随着示威活动持续，“止暴制乱”成为特区政府及建制派的常见用语，其意思是制止暴力及遏制社会动乱。这个试图将现况定性为冶安问题的新兴用语来自一场8月7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举办的座谈会，会中张晓明称止暴制乱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急迫任务”。警察展开大规模的拘捕行动，截至9月2日共拘捕1117人。有警员乔装成示威者，与军装警员里应外合拘捕示威者。同时也对多个游行申请发出禁止公众集会及反对公众游行通知书。然而这种策略一直未有见到成效，港澳办在9月3日的记者会形容“暴力、违法活动仍然没有得到完全遏制，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少数暴徒变本加厉”。

运动中的警务负担

警方成为政府在示威前线的唯一代表，亦是抵抗示威者攻势的唯一防线。林郑月娥在路透社公开的录音中提到“自己除了3万警力之外什么都没有”，同时她又表示“警方面对示威者是寡不敌众”。

随着运动发展，警队的角色由“磨心”演变成运动反对的对象。他们受到使用过分武力及袭击记者等指控。在8月一份由中文大学发表的现场调查报告显示， 示威者认同的参加原因中“表达对警方处理示威手法的不满”超越 “要求政府撤销‘逃犯条例’修订”的人数，并成为参加原因的第一位。

数个月以来，警员长期超时工作疲于奔命，警力被抽调到各区处理暴乱，也导致其他警务人员的工作量剧增。而当大型事件发生时，警员执勤时间由8小时延长至12小时。一名特遣队员染上感冒后猝死。多个媒体报导香港警察受到情绪压力问题困扰。警方被问及有警员没有展示警员编号及出示委任证时亦表示“最担心家人起底问题，佢地觉得现时警员士气好重要，压力又大”。电台节目主持人陈云海在其Facebook专页，引述一名警员指警队已爆发离职潮。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昵名的高级警官承认6月和7月的警员招聘数字大幅下降，又称“如果这种情况（街头冲突）进一步升级，将使我们减少其他范畴的警务工作。我们已经到了极限（原文：pushed to the limit），正在应对当中”。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示威者认同“在政府一意孤行的情况下，抗争者使用武力是可以理解的”。这些迹象显示，警方所受到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订立前的社会舆论

7月1日，作为反修例运动一部分的占领立法会事件发生后，议员林健锋继2016年之后再度建议考虑立《禁蒙面法》。他认为，虽然现时建制派对《禁蒙面法》未有共识，但立法值得研究及考虑。随后的7月及8月有媒体零星地提及《禁蒙面法》，但没有出现广泛的讨论。

后来，港澳办在9月3日记者会上，回答记者关于中央政府对《紧急法》的看法时，首次提及《禁止蒙面法》：“我们也注意到许多团体和市民都纷纷呼吁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来止暴制乱。比如制定《禁止蒙面法》等，尽快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中央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止暴制乱，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和各项权利，维护香港法治的尊严”。9月4日，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出席电台节目时，对引用《紧急法》有保留，但另一方面建议设立《禁蒙面法》。在这些论调之下，社会对《禁蒙面法》的讨论开始增多。

提倡

面对大多数示威者也蒙面参与活动的情况，《禁蒙面法》的提倡者往往视激进示威者蒙面为一种增加执法难度以及逃避刑事责任的行为。自9月开始，他们陆续对支持反蒙面法表态。他们主要有两种主张：认为可帮助警察执法，以及认为可以制止罪行。

张国钧、周浩鼎及何君尧等议员认为， 禁止示威者配戴口罩掩盖容貌，可以方便警察辨别暴力示威者的身份，帮助他们更有效执法 。他们主张搜证困难而无法在日后追究示威者的暴力行为是一种“法律的缺失”，《禁蒙面法》能让警方有“多点权力来止暴制乱” 。另一方面，议员蒋丽芸、议员叶国谦则主张《禁蒙面法》有助减少社会严重罪行，有效止暴制乱，令社会平复。

亦有观点从年轻人成长的角度出发。大律师梁美芬认为没有《禁蒙面法》“害咗啲年轻人”，令他们觉得做事无需要负责任。而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称有《禁蒙面法》后，年轻人“会好好地留在家做其他有意义的事”。

支持行动

香港市民及团体举行了多次小规模的请愿，支持政府订立《禁蒙面法》。

日期 (2019年)	主办者	标语	地点	备注及估算人数
8月28日	禁蒙面法关注组、 政中香港人	“国际标准 香港为何独缺”	政府总部外	约30人
8月29日	民建联	“暴徒蒙面 无法无天”、“光明磊落 何必鬼崇”	政府总部外	约十多人
9月27日	政中香港人、 香港基层联盟	“支持警方 严正执法”、“止暴治乱 还港安宁”	政府总部外	约80人，同时支持《紧急法》
10月3日	反黑金、反“港独”关注组	“没有蒙面法 警察难执法”“谴责暴徒 蒙面犯法”	政府总部外	约30人，同时支持《紧急法》
10月3日	支持订立禁蒙面法关注群组	“国家主权 不容挑战”“止暴治乱 还港安宁”	政府总部外	约30人，同时支持《紧急法》

曾在2016年首先提出《禁止蒙面法》的议员葛珮帆在10月3日召开召开跨党派及跨界别的记者会，宣布成立“禁蒙面法推动小组”，并进行网上签名行动。守护香港大联盟亦于10月10日发起“反黑暴、禁蒙面、护家园”网上大联署，支持立法。

质疑

侵犯权利

议员涂谨申及议员陈皓桓坚持戴口罩参与活动或保障隐私是市民的权利。这些观点称《禁蒙面法》会影响“和理非”支持者的权利，拒绝认同戴口罩都是“暴徒”，举例指艺人、空中服务员、中资公司的雇员等在出席游行时也会戴上口罩，以保护自己免受白色恐怖的威胁。

缺乏阻吓作用

议员汤家骅、香港大学法律教授陈文敏质疑《禁蒙面法》的阻吓作用。数个月以来，已有大量市民因为参与未获警方批准的游行而违反《公安条例》。他们认为在《禁蒙面法》以外已有其他罪行的刑罚同期执行，不能作为阻吓。没有理由期望示威者会遵守《禁蒙面法》这个更具争议的规定。

无法平定暴乱

议员陈皓桓及民间记者会形容《禁蒙面法》是一种法律形式的打压，认为这个措施不能阻止示威者的行动。并建议政府改为以回应市民的诉求来应对当前的动乱。

会引发政变

议员田北辰、议员梁家杰、民间记者会也引述了2014年乌克兰革命作为例子。他们警告政府当年乌克兰订立《禁蒙面法》后导起民情汹涌，情况不能收拾，最后衍生推翻政权的革命。民间记者会亦提及蒙面就如戴上黄头盔一样，带有象征意义。涂谨申认为，政府强推《禁蒙面法》可能会酿成另一条《逃犯条例》的危机。

与《紧急法》的关系

参见：紧急情况规例条例

作为一种激进的法律措施，订立《禁蒙面法》与使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简称《紧急法》）时常被一起提及。

自从8月12日港澳办在临时召开新闻发布中形容香港“出现恐怖主义苗头”开始，社会坊间对政府将会使用《紧急法》的疑虑显著增多。当时社会对《紧急法》的普遍理解是可用作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籍此颁布宵禁或者请求解放军进港，气氛一度变得紧张。警方在8月30日展开对多名政党核心人物及公众人物的逮捕行动，以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于9月4日宣布撒回修例，也令公众质疑政府是否为《紧急法》进行准备。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形容《紧急法》为“尚方宝剑”；另一方面，一些网络评论人士与网民警告林郑月娥一旦动用《紧急法》，将与示威者“揽炒”。

赋予的权力

大律师吴霭仪解释：‘《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是殖民地法例，赋予港督会同行政局，在认为出现了“紧急情况”（emergency）或“危害公安”（public danger），直接通过任何港督认为适当的紧急规例（may make any regulations whatsoever）的权利。该条例的实质效果，就是容许港督在行政局同意之下，凌驾性地搁置、更改、扩大现行法例，毋须经立法局而订立新法’。换而言之，《紧急法》是容许行政长官绕过立法会仔细审议和辩论程序的方式来制订新规例的紧急措施。规例内容范围涵盖审查传媒、禁止集会、管制交通、没收财产、修订法例、强制服务、递解离境等等，有效时期可持续至另行命令废除，权力相当广泛。

使用《紧急法》制定新规例除了不需要得到议员同意外，还大幅缩短制定规例所需要的时间。经正常立法程序的法例，立法流程最快要6个月。

引用《紧急法》的争论

社会各界也表示出对于引用《紧急法》的担忧，这也包括了亲政府派的人仕，例如蒋丽芸及自由党党魁锺国斌。质疑者形容使用《紧急法》的反效果时，用词十分尖锐，他们形容“火上加油，引火自焚”、“打沉香港经济”、“推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及“永不超生”。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引用《紧急法》推行禁蒙面法只会将香港推入万劫不复的地步，政府是下一个非常大的赌注，因为现时的问题并非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立禁蒙面法不但未必止暴制乱，更是向全世界宣示，香港政府不会再遵从法律程序处理法律问题，是一个很坏的先例。莫乃光认为《紧急法》相比起社会动乱对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法治的印象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破坏力必定更加严重。又称会直接触发外资撤资潮。锺国斌接受访问时说，使用紧急法会对国际社会发出错误讯息，称“现在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全世界都在看你香港，你不能用这种单纯的方法，以为就能解决香港的问题。” 议员梁家杰反对使用《紧急法》解决问题，又指政治问题需政治解决，若使用“严刑峻法”，担心只会适得其反。

蒋丽芸表示民建联希望可以立《禁蒙面法》，但并非使用《紧急法》，而是透过正常立法程序。谭惠珠认为，政府不会动用《紧急法》订立针对蒙面的紧急法案。她又提及，订立《禁蒙面法》应交由立法会在10月复会后讨论。

汤家骅是行政会议成员之一，他对引用《紧急法》的态度在两次的访问中出现转变。9月25日接受访问时，汤家骅表明不同意引用《紧急法》禁止蒙面，认为引用《紧急法》有副作用，包括影响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看法。他表示立法细节需仔细讨论，包括如何执法、是否刑期分期执行等，认为立法禁止蒙面应“等一等，睇一睇”。随后，在跟踪代表团到北京出席国庆70周年活动后，在10月3日再次接受媒体访问。当时他指出，《紧急法》具针对性，对守法的市民而言“完全无影响”，相对上较容易接受。他又称政府正研究推出宵禁令，表示若政府要引用《紧急法》，《禁蒙面法》相比宵禁令是“不可接受之中较可接受”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