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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人

阿尔巴尼亚的主体民族

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语：Shqiptarët）是主要分布在东南欧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民族，多使用阿尔巴尼亚语并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但也有大量保留了东正教信仰的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主要分布在阿尔巴尼亚，另在科索沃、北马其顿、希腊也有大量分布。也有一些阿尔巴尼亚人在海外散居（土耳其、埃及、香港），当中以土耳其的阿裔社群为最庞大。意大利也是阿尔巴尼亚移民的1个主要集中区，这是由于南斯拉夫解体时期因内战、经济问题，大量居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的阿尔巴尼亚人隔海逃离当时饱受科索沃战争的科索沃、90年代民主化开放政策之初的阿尔巴尼亚。也有一些是阿尔巴尼亚化的斯拉夫人。不少在其他巴尔干半岛国家定居的阿尔巴尼亚人，祖先曾是耶尼切里。阿尔巴尼亚人分为托斯克人和盖格人两大族群。

阿尔巴尼亚人
Shqiptarët
总人口
1200万[来源请求]
分布地区
 阿尔巴尼亚2,509,876 (2016)[1]
 科索沃[a]1,549,323 (2016)[2]
 土耳其900,0002[3][4]
 北马其顿509,083
 希腊300,000[5][6][7]
 黑山30,439 (2011)[8]
 克罗地亚17,513 (2011)[9]
 罗马尼亚10,000 (2010)[10]
 斯洛文尼亚4,020[11]
 意大利800,0001[12]
 德国150,000[13]
 瑞士200,000[14][15]
 瑞典54,000[16]
 英国30,000[17]
 奥地利28,212[18]
 法国20,000[19]
 荷兰20,000
 挪威10,000
 丹麦8,223[20]
 芬兰8,214[21]
 比利时30,000[22][23]
 乌克兰5,000[24]
 塞尔维亚5,809 (2011)
 捷克1,400 (2013)
 美国193,813[25]
 加拿大28,270[26]
 澳大利亚11,315[27]
 阿根廷40,000[28]
语言
阿尔巴尼亚语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主要）
逊尼派、拜克塔什教团、苏菲主义

基督宗教（少数）
罗马天主教（意大利阿尔巴尼亚拉丁礼教会）、阿尔巴尼亚正教会、基督新教
无宗教

民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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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700万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在巴尔干半岛，其中约一半居住在阿尔巴尼亚，另一半分布在科索沃、黑山、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共和国、希腊之间、波士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 阿尔巴尼亚估计有3百万居民，其中阿尔巴尼亚人占约95％。[29]

  科索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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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世纪以来，阿尔巴尼亚在科索沃和毗邻的托普卡和摩拉瓦地区就已经存在。1878年，贝尔格莱德公国得到柏林国会给予的塞尔维亚南部的托普卡和莫拉瓦地区，这里的塞尔维亚人驱逐居住在这里的阿尔巴尼亚人，被驱逐的阿尔巴尼亚人大部分定居在科索沃。在科索沃他们的后代被称为穆罕默德，意为流亡。

  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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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人在该国的人口组成中大约占了4.91%，多数居住在西南方还有南方。他们主要居住在以下这些城市：

蒙特内格罗的阿尔巴尼亚人属于盖格阿尔巴尼亚人[30]。最大的阿尔巴尼亚人城市是乌尔齐尼。

  北马其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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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人是北马其顿最大的少数族群。根据2002年的人口调查，超过两百万的居民当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是阿尔巴尼亚人。境内多数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在该国西北部。阿尔巴尼亚人主要分布在以下城市[31]：

  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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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有二十七万至六十万阿族人生活在希腊，是该国最大的移民社群。自1991年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崩溃以来他们就以经济移民的身份来到希腊。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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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南部，有约260,000位阿尔巴尼亚人，这个小型聚落被称作阿尔伯雷什人[32]。15、16世纪以来，因为当时奥图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使他们流离失所，因此迁移到现在的位置并且定居下来。当时的拿波利王国和西西里岛王国（当时都在阿拉贡共和国的统治之下）给予这些阿尔巴尼亚人庇护，并让他们有自己的村庄。这些阿尔巴尼亚人主要散布在意大利南部还有西西里岛上。

1990年阿尔巴尼亚国内的共产政权瓦解之后，意大利便成为阿尔巴尼亚人移民的最主要目的地。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地理距离，第二是因为当阿尔巴尼亚还处于共产政权的时候，意大利是西方的象征。

宗教信仰上，不同于在阿尔巴尼亚以及周边国家的宗教情况，在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族绝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徒。

其他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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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一百万阿尔巴尼亚人散布在欧洲其他地方，主要是来自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的难民。当时许多阿尔巴尼亚人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寻求庇护。1999年末，在德国的阿尔巴尼亚人已有480,000人，而约有100,000在战后自愿或是非自愿的回到科索沃。 此外，在瑞士约有54,000阿尔巴尼亚人，英国则有约100,000人。

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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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在土耳其的阿尔巴尼亚人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以经济移民的身份往土耳其共和国迁徙的，这是由于在巴尔干国家内阿尔巴尼亚族人所遭受的社会政治歧视和暴力所导致的。[33]根据2008年安纳托利亚东土耳其三所大学的学者为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编写的报告，阿尔巴尼亚后裔大约有一百三十万人生活在土耳其。[34]根据这项研究，超过50万阿尔巴尼亚后裔仍然承认他们的祖先和他们的语言，文化和传统。[35]

 
科普鲁律·穆罕默德帕夏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

在埃及，有18000名阿尔巴尼亚人，大多数说托斯克方言。[36]许多人是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后裔。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以阿尔巴尼亚人的身份成为瓦利（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头衔），而且他自称是埃及和苏丹的科赫迪（相当于督抚）。除了他所建立的王朝，前埃及和苏丹贵族的很大一部分是阿尔巴尼亚裔。 随着伽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社群最后被迫离开。[37]阿族人曾经在阿拉伯国家，如叙利亚，黎巴嫩等地[38]，伊拉克，约旦和约五个世纪以来作为奥图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产物。

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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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0的美国社区调查，有将近20万名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在美国；澳大利亚和纽西兰共有大约22000位阿尔巴尼亚人；而在东亚的阿尔巴尼亚人则相对较少，但东亚地区内的国际城市如在香港也有约100名阿尔巴尼亚人分布。

 
阿尔巴尼亚人在欧洲之分布图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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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阿尔巴尼亚语

阿尔巴尼亚人使用阿尔巴尼亚语，属印欧语系，与周边的希腊语族和斯拉夫语族语言明显不同。使用者约五百万人，其他东南欧国家如黑山的阿尔巴尼亚族裔亦有使用。它有几种方言，之间有一些区别：托斯克方言，用于阿尔巴尼亚南部和中部以及在希腊西北部的阿尔巴尼亚少数群体中；盖格方言（英语：Gheg Albanian）使用于阿尔巴尼亚北部（包括首都地拉那）以及科索沃和北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中。阿尔巴尼亚语可能主要来源于二千年前用于该地区的伊利里亚语，以及其他一些印欧语系的亚族中。

标准阿尔巴尼亚语有7个元音和29个辅音。其中盖格方言有长元音和鼻化元音，而托斯克方言没有，并且中央元音 ë 在词尾脱落。重音大部分固定在最后一个音节上。

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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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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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人聚居地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岸，包括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全境、除北科索沃以外的科索沃和北马其顿的西北部Ilirida，东南邻希腊，西濒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隔奥特朗托海峡与意大利相望。海岸线长472公里 阿尔巴尼亚全境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山地和丘陵，地势东高西低，东部边境的科拉比山海拔2,764米，为全国最高峰。西部沿海平原仅宽20～30公里。

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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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而东部和北部山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及高山气候，冬冷夏热。降雨量充沛,年均为1300毫米，但是夏天干燥。一年中七月最热，平均气温24度，最冷为一月份，平均气温7度。

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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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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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有关阿尔巴尼亚人的描述是出现在11世纪的保加利亚文献[39]在历史记录中,首次无可争议地提及阿尔巴尼亚人是在1079-1080年间首次在从拜占庭来的，并且是由拜占庭历史学家迈克尔·阿塔利亚斯（Michael Attaliates）所作的著作，他把阿尔巴尼亚称为1043年参与对君士坦丁堡政权的反抗的一部分。 然而，有争议的是，这个事件中的“阿尔巴尼亚”究竟是指在种族意义上的阿尔巴尼亚族人，还是“阿尔巴诺尼”，就是说一个古老的、来自西西里岛的诺曼人（因为当时意大利也有一个名为“Albanoi”的部落。）目前还众说纷纭.

奥斯曼帝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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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抗奥斯曼土耳其而闻名的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
 
在今希腊境内反抗土耳其的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

在奥斯曼帝国的建立之初，当时的地缘政治景观以分散的小王国为特征。 1415年，奥斯曼帝国在阿尔巴尼亚全国各地建起了他们的驻军，到1431年对阿尔巴尼亚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正式的管辖权。[40]然而，在1443年，一场持续的反抗在阿尔巴尼亚国家英雄斯坎德伯格的领导下，一直持续到1479年，多次击败由苏丹穆拉德二世和梅罕迈德二世领导的奥斯曼帝国军队。

阿尔巴尼亚国民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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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70年代，当时的领导者，Porte，他崇高的改革宗旨显然地已经失败了。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枷锁”形像在帝国内的巴尔干人民的民族主义神话中越来越固定，因此他们走向独立的步伐也加快了。 由于伊斯兰影响力较高，阿族人的内部社会分裂，在此同时，他们也惧怕他们将会失去阿尔巴尼亚人口稠密的土地到那些巴尔干半岛的新兴国家如，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和希腊的手中。这些都是阿尔巴尼亚人中希望从奥斯曼帝国分裂的原因。[41]

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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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巴尔干同盟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获胜，当时塞尔维亚王国想要进一步夺取阿尔巴尼亚人的土地，与塞尔维亚敌对的奥匈帝国不愿意让塞尔维亚人得到土地，因此便协助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者伊斯梅尔·捷马利（独立后成为阿尔巴尼亚亲王国第一任总理）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城市发罗拉宣布独立，阿尔巴尼亚也因此在1912年11月28日从奥斯曼帝国独立。1913年许多欧洲国家承认阿尔巴尼亚的国境。塞尔维亚王国丧失阿尔巴尼亚后，却获得有大量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内陆地区科索沃和今天马其顿的西北部作补偿。这个决定为1996-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埋下了伏线。

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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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阿尔巴尼亚再次被占领。1915年奥匈帝国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北部，意大利占领其东南部，法国占领了都拉斯。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达到重建阿尔巴尼亚的目的。虽然如此希腊和意大利不愿从它们占领的地区撤兵，直到1920年他们被阿尔巴尼亚人驱逐。 战后阿尔巴尼亚的情况依然动荡不安。各地酋长争权，政府交替频繁。1925年起艾哈迈德·佐格成为阿尔巴尼亚政治中的主要支配人，1928年他加冕为阿尔巴尼亚国王。出自经济原因他很快就成为意大利法西斯的追随者。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吞并阿尔巴尼亚，佐格下台。

 
1939年－1943年的阿尔巴尼亚

二战时，德国于1941年南下侵占南斯拉夫及希腊，之后德国将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尼亚。1943年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后阿尔巴尼亚就被德军占领。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于1941年组建，1944年11月德军主力撤出阿尔巴尼亚时，阿共在不靠外国的帮助下解放他们的国家。

社会、家庭与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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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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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有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它的基础是家庭，它可以作为一个社会单元，也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接合点。在过去，大城市以及农业地区主要都是以大家庭的形式为主，有时候甚至可以多达50人。而拥有牲口的畜牧地区则多以小家庭为主。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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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阿尔巴尼亚人结婚需要经过一定的婚姻仪式。寻找婚姻对象的时候通常是借由亲戚朋友的牵线，当然到了现今的阿尔巴尼亚，外国人与阿尔巴尼亚人通婚的个案也有不少且越趋普遍。而由于有部分的阿尔巴尼亚人信奉伊斯兰信仰的关系，新郎或许需要支付一笔不小数目的聘金才能娶到新娘（仅限于虔诚的穆斯林新人），但现时这些仪式也变得十分世俗化和西化，新一代的阿尔巴尼亚新人甚至会希望举辨一个具创意或新颖的婚礼。婚礼大多由亲戚、朋友以及邻居参加，视乎新郎或新娘及其家人的意愿，小孩和大人可以分开坐也可以坐在一起，小孩亦可以与大人一起载歌载舞或是共同进餐聊天等。在婚礼当中，所有人都可以唱歌、送礼、许愿、食大餐、跳舞、祝福新人等，另外也有一个认教父教母的仪式。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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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地拉那大学是阿尔巴尼亚最好的综合大学。

产业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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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该国人均GDP为5319美元。阿尔巴尼亚曾经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当时全国约一半的人口依然从事农业种植，但近年比例已明显减少，大约只有15%左右，而且着重于旅游业和其他第三产业发展。全国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国外工作。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主要是较高的失业率，而国内整体失业率约10%至15%左右。虽然过去的阿尔巴尼亚一直依赖农业和重工业，但从事农业的人大多是在用过时的设备及方法来耕作，这阻碍了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发展。

因为共产政权倒台后起初阿尔巴尼亚国内的贫穷、贪腐、内乱问题十分严重，所以阿尔巴尼亚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曾接受了不少外国的经济援助，而主要援助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希腊、意大利及土耳其。随着国家经济持续改善、旅游业发展蓬勃、治安稳定起来，现时阿尔巴尼亚政府基本上已不再需要外国的经济援助。

阿尔巴尼亚全国出口产物较少，主要出口肉类、工业原材料、天然资源等，而进口主要来自邻国希腊和意大利。进口货品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经济援助和在国外工作的阿尔巴尼亚人移民所带回来的收入。希腊政府也通过非正式地向阿尔巴尼亚公民贩卖希腊签证。随着国家在1990年代民主化后，阿尔巴尼亚公民亦开始有自由出入境和出国旅游或经商等的权利，但为阿尔巴尼亚公民提供免签证的国家仍不多。正因如此两国在阿尔巴尼亚的主要城市都设有签证机构，一度在阿尔巴尼亚公民自由出入欧盟国家的问题上经常发生非正面冲突，现时情况已逐步改善。

信仰与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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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阿尔巴尼亚人是文化穆斯林（主要归入逊尼派，少数是什叶派，苏非拜克塔什教团组成），也有少数人名义上是基督徒（天主教和东正教）。

阿尔巴尼亚人首先出现在11世纪末拜占庭人的历史记录中。[42]此时他们已经完全基督教化了。当时所有的阿尔巴尼亚人都是东正教的基督徒，直到13世纪中期，当时的盖格方言的人群被转变为天主教，以抵抗斯拉夫人。 [43][44][45]

 
加尔各答德兰修女是最著名的阿尔巴尼亚天主教徒。

而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阿尔巴尼亚人58.79％信仰伊斯兰教，是成为该国最大的宗教信仰。其中绝大多数阿尔巴尼亚穆斯林是世俗逊尼派，而少数的派别中，比较重要的是被称为拜克塔什的少数派。基督教占了16.99％的人口，使其成为该国第二大宗教信仰。 [46] 盖洛普“2010年全球报告”显示，宗教在阿尔巴尼亚人中只有在39％的生活方面发挥作用，并将阿尔巴尼亚排在世界第十三最少的宗教国家。 [4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控制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政权迫害以及压制宗教仪式和机构，完全禁止宗教，甚至宣布阿尔巴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自1992年政权改变以来，阿尔巴尼亚获得宗教自由。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人口（主要是世俗逊尼派分支）遍及全国，而阿尔巴尼亚东正教的基督徒以及贝克塔什人则集中在南部; 罗马天主教徒主要在该国北部。[48] 在部分历史上，阿尔巴尼亚还有一个犹太社区。 在纳粹占领期间，一群阿族人拯救了犹太社区的成员。[49]

  • 新年：1月1-2日
  • 夏日：3月4日
  • 内夫路斯节：3月22日
  • 天主教复活节：3月或4月
  • 正教会复活节：3月或4月
  • 国际劳动节：5月1日
  • 开斋节：伊斯兰历9月
  • 德兰修女节：10月19日
  • 宰牲节（古尔邦节）：伊斯兰历12月
  • 独立日：11月28日（1912年）
  • 解放日：11月29日（1944年）
  • 国家青年节：12月8日
  • 圣诞节：12月25日

（如果节日碰巧与周六或周日在同一天，那么将顺延补休一天。）

宗教 阿尔巴尼亚 科索沃 阿尔巴尼亚人在马其顿 阿尔巴尼亚人在蒙特内格罗 阿尔巴尼亚人在克罗地亚
人口 % 人口 % 人口 % 人口 % 人口 %
伊斯兰教
逊尼派
拜克塔什教团		 1,646,236
1,587,608
58,628		 58.79
56.70
2.09		 1,663,412
—
—		 95.60
—
—		 502,075
—
—		 98.62
—
—		 22,267
—
—		 73.15
—
—		 9,594
—
—		 54.78
—
—
基督徒
天主教
东正教
福音派
其他基督徒		 475,629
280,921
188,992
3,797
1,919		 16.99
10.03
6.75
0.14
0.07		 64,275
38,438
25,837
—
—		 3.69
2.20
1.48
—
—		 7,008
7,008
—
—
—		 1.37
1.37
—
—
—		 8,027
7,954
37
—
36		 26.37
26.13
0.12
—
0.12		 7,126
7,109
2
—
15		 40.69
40.59
0.01
—
0.09
无神论者 69,995 2.50 1,242 0.07 — — 35 0.11 316 1.80
不想回答 386,024 13.79 9,708 0.55 — — 58 0.19 414 2.36
无教派者 153,630 5.49 — — — — — — — —
不相关/未说明 68,022 2.43 1,188 0.06 — — 48 0.16 63 0.36

艺术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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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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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一些阿尔巴尼亚人撰写的文学涉及宗教主题。[50] 现在知道的最早使用阿尔巴尼亚语的作品，是由杜鲁斯保罗·安古尔斯大主教于1462年写的洗礼式。 随着许多阿族人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诗和其他文学传统也逐渐被采纳，诸如Bejtexhinj（阿尔巴尼亚诗人）等作家，以及像Nezim Frakulla，Hasan Zyko Kamberi，MuhametKyçyku和兄弟Shahin和DalipFrashëri这样的人物。[51] 在他们编纂的阿尔巴尼亚文学中，很多的背景是来自中东地区的语言以及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51] 阿尔巴尼亚从1912年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的这段时间以来，从原本的爱国以及政治相关的作品转变为更具特色、具有成熟形式的散文和诗歌，以及着重于当代生活的其他主题的阿尔巴尼亚文学。 阿尔巴尼亚最著名的作家是凡·诺利（Fan Noli）和伊斯梅尔·卡塔尔莱（Ismail Kadare）。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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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革命电影曾经对毛泽东统治时期的中国大陆有过一定影响。影如《广阔的地平线》、《宁死不屈》、《地下游击队》、《第八个是铜像》、《战斗的早晨》、《勇敢的人们》、《脚印》、《伏击战》、《海岸风雷》、《在平凡的岗位上》等等，都是著名作品。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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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民间的传统音乐也依地区而有所不同，北方的盖格传统音乐与南方的托斯克之间存在主要的风格差异。现代流行音乐在科尔卡、斯库台和地拉那周围开始发展起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些作曲家，如范·诺利也创作了阿尔巴尼亚文的古典音乐。

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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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欧洲难民问题一直未有得到妥善解决，大家可能以为源源不绝的难民多数来自战乱或闹饥荒国家，如叙利亚、利比亚等，但事实并非如此。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每八名申请难民资格的儿童中，便有一人来自巴尔干半岛国家，其中，阿尔巴尼亚的情况令人关注。 去年，共有3175名儿童在没有成人陪同的情况下抵达英国寻求庇护，其中405人就是来自前共产国家阿尔巴尼亚。以接收难民数目计，英国在欧盟国家之中排第四。 去年，整个欧盟便接到32000宗阿尔巴尼亚人的难民申请，他们声称在国内受到迫害，原因五花八门，包括种族、宗教或性问题。

有人指，现时阿尔巴尼亚既没有发生战乱（1990年代的阿尔巴尼亚曾发生内战和政局动荡），近年政局亦渐趋稳定，亦没有天灾，言论和宗教自由亦得到保障，但竟然有如此多的儿童（大多为青少年）孤身出走至西欧国家，情况并不寻常，促请当局重新审视难民制度，不应浪费纳税人金钱。

但亦有人认为，当局应凭良心及一贯道德标准行事，无论是什么原因，只要是真的受到迫害，便应为他提供保护。

出走的较大可能性是阿尔巴尼亚青少年希望到西欧国家寻找高收入工作。

参见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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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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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科索沃是一个在科索沃共和国与塞尔维亚共和国之间的争议领土。科索沃已于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并成立了科索沃共和国，但塞尔维亚仍坚持认为科索沃是其主权领土的一个自治区。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有113个已承认科索沃的独立地位。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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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1600s Albanian seasonal workers were employed by these Albanian Janissaries in and around Istanbul and Iznik, and in 1860 Kayserili Ahmet, the governor of Izmir, employed Albanians to fight the raiding Zeybeks. Today, the descendants of Ottoman Albanians do not form a community per se, but at least some still identify as ethnically Albanian. However, it is unknown how many, if any, of these Ottoman Albanians retain Albanian language skills. The second category of ethnic Albanians living in modern Turkey is composed of people who are the descendants of refugees from the Balkans who because of war were forced to migrate inwards towards Eastern Thrace and Anatolia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as the Ottoman Empire dissolved. These Balkan Albanians are the largest group of ethnic Albanians living in Turkey today, and can be subcategorized into those who ended up in actual Albanian-speaking communities and those who were relocated into villages where they were the only Albanian-speaking migrants. Not surprisingly, the language is retained by some of the descendants from those of the former, but not those of the latter. The third category of ethnic Albanians in Turkey comprises recent or twentieth century migrants from the Balkans. These recent migrants can be subcategorized into those who came from Kosovo in the 1950s–1970s, those who came from Kosovo in 1999, and those who came from the Republic of Albania after 1992. All of these in the third category know a variety of modern Albanian and are mostly located in the western parts of Turkey in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Our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formation of the Albanians located in the Samsun Province in the Black Sea region around 1912–1913 who would fall into the second category discussed above (see Figure 1). Turkish census data between 1927 and 1965 recorded the presence of Albanian speakers in Samsun Province, and the fieldwork we have been conducting in Samsun since September 2005 has revealed that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Albanians living in the city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ty leaders we interviewed, there are about 30,000–40,000 ethnic Albanian Turkish citizens in Samsun Province. The community was largely rural, located in the villages and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until the 1970s. After this time, gradual migration to urban areas, particularly smaller towns and nearby cities has been observed. Long-distanc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also began in later years mostly due to increasing demand for education and better jobs. Those who migrated to areas outside of Samsun Province generally preferred the cities located in the west of Turkey, particularly metropolitan areas such as Istanbul, Izmir and Bursa mainly because of the job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the large Albanian communities already residing in these cities. Today, the size of the Albanian community in Samsun Province is considered to be much smaller and gradually shrinking because of outward migration. Our observation is that the Albanians in Samsun seem to b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urkish society, and engaged in agriculture and small trading businesses. As education becomes accessible to the wider society and modernization accelerates transportation and hence communication of urban values, younger generations have also started to acquire professional occupations. Whilst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people still speak Albanian fluently as the language in the family, they have a perfect command of the Turkish language and cannot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in terms of occupation, education, dress and traditions. In this article, we are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this Albanian community in Samsun. Given the lack of any research on the Albanian presence in Turkey, our questions are simple and exploratory. When and where did these people come from? How and why did they choose Samsun as a site of resettlement? How did the socio-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community change over time?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Albanians in Samsun Province are the descendants of the migrants and refugees from Kosovo who arrived in Turkey during the wars of 1912–13. Based on our research in Samsun Province, we argue that this information is partial and misleading. The interviews we conducted with the Albanian families and community leaders in the region and the review of Ottoman history show that part of the Albanian community in Samsun was founded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successive migrations. The first migration involved the forced removal of Muslim Albanians from the Sancak of Nish in 1878; the second migration occurred when these migrants’ children fled from the massacres in Kosovo in 1912–13 to Anatolia; and the third migration took place between 1913 and 1924 from the scattered villages in Central Anatolia where they were originally placed to the Samsun area in the Black Sea Region. Thus, the Albanian community founded in the 1920s in Samsun was in many ways a reassembling of the demolished Muslim Albanian community of Nish. This trajectory of the Albanian community of Nish shows that the fate of this community was intimately bound up with the f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Balkans and the socio-cultural composition of modern Turkey still carries on the legacy of its historical anc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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