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石之戰
「入關」重新導向至此。關於網絡用語，請見「入關學」。一片石之戰是公元1644年發生於山海關附近、遼寧綏中以西七十里外一片石（今名九門口）的戰役，作戰雙方為清軍、明關寧守軍和大順軍。清朝透過此戰的勝利使清兵得以入關，最後統一全中國。
| 一片石之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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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民變、明清戰爭的一部分 | |||||||||
 山海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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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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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 明關寧軍 | 大順軍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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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親王多爾袞 明遼東總兵吳三桂（指揮關寧軍投降清軍） 輔國公賴慕布 八旗正白旗都統賴塔 范文程 豫親王多鐸 貝勒豪格 貝勒阿濟格 |
闖王李自成 權將軍劉宗敏（負傷） 顧君恩 李過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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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8萬人 明軍5萬人 | 投入戰鬥6萬人 | ||||||||
| 傷亡與損失 | |||||||||
| 不詳 | 不詳 | ||||||||
歷史背景
編輯
1580年代，明朝（1368-1644）統治中國時，一些女真部落居住在明朝領土的東北部，即現在的中國東北，或稱「滿洲」地區[2]。建州女真領袖努爾哈赤（1559-1626）在1580年代至1610年代南征北討，將大多數女真部落統一在自己治下[3]。努爾哈赤最重要的一項改革，是將女真諸部整合在黃、白、紅、藍四色旗之下，此後，又在原有四旗基礎上再增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形成一種全面的社會和軍事制度，是為八旗制度[4]。弩爾哈齊將部分旗交由子侄掌控[5]。1612年左右，弩爾哈齊為使其氏與其他覺羅氏區分開來，又為與1115年至1234年統治中國北方的早期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攀上關係，將其氏名變更為愛新覺羅氏（意為「金覺羅」）[6]。1616年，努爾哈赤正式宣佈建立金國，實際上宣佈從明朝中獨立出來[7]。爾後幾年，弩爾哈齊把遼東的大多數主要城市從明朝控制下奪了過來[8]。努爾哈赤所向披靡，直到1626年2月圍攻寧遠時失利，明朝指揮官袁崇煥在不久前收購的紅夷大炮的幫助下擊敗了努爾哈赤[9]。努爾哈赤可能在戰鬥中負傷，數月後病卒[10]。
努爾哈赤之子皇太極（1592年–1643年）繼續致力於其父的建國努力：他將權力集於自己手中，參酌明制，建立金國政府機構，將蒙古盟友和投降的明軍納入八旗[11]。1629年，皇太極率軍入侵北京郊區，期間俘獲懂得鑄造紅夷大炮的明朝工匠[12]。1635年，皇太極改稱女真為「滿洲」，1636年，他又將國號「金」改為「大清」[13]。在松錦之戰佔領了遼東最後剩下的明朝城市後，明朝於遍地飢荒、瘟疫肆虐、財政破產、蠻夷入侵以及大規模的土匪作亂等外憂內患交煎下，已經搖搖欲墜，1643年，清朝準備攻打奄奄待斃的明朝[14]。
過程
編輯一片石位於遼寧省綏中縣和河北省撫寧區交界處的河道上，長城在此由向東轉成向南，是明長城戰略地位最重要的關隘之一，被譽為「京東首關」。
崇禎十七年（1644年）四月十三日，剛攻陷北京約一個月的李自成、劉宗敏親自統率大軍往山海關[15]，李自成另派明降將唐通率兵2萬從山海關以北的一片石出長城，夾擊駐軍山海關的明朝遼東總兵吳三桂；大順軍隨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和吳三桂父親吳襄等人，李自成本人則率主力佈陣於石河（今河北秦皇島燕塞湖）。清軍自四月初九出發，四月二十日，清軍抵連山（今遼寧葫蘆島連山區），吳三桂一再催兵，清軍知李自成軍迫近山海關後，日夜急行，一日夜疾行200餘里[16]，共行軍13日。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順軍與吳三桂於一片石、西羅城進行惡戰，甫開戰關寧小勝於西羅城[17]，接着大順軍猛攻東羅、北翼二城[18]。大順軍赴山海關的兵馬號稱約20萬[19]；吳三桂下轄的關寧軍約為5萬[20]；多爾袞所統滿八旗、蒙八旗、漢八旗諸路清軍大約為7-8萬人[21]，其中以多爾袞領的滿洲鐵騎最強，兵馬都披着甲冑，非常堅硬，百步之外無法洞穿。
四月二十二日清晨，清軍進至離山海關城僅2里，吳三桂率輕騎寥寥數員、漏夜飛奔至清軍營壘，跪降於多爾袞。多爾袞當即「賜坐賜茶，面諭關門為第一功」，吳表示：「倘若清軍不願助山海關明軍，我也不願返回山海關督戰，李自成大軍必在攻陷山海關後，一鼓作氣攻向清軍。」云云；多爾袞、孝莊皇后、范文程、洪承疇於大帳議論片刻後，接受吳三桂跪求派出清軍助戰。多爾袞令吳三桂按滿洲習俗剃頭，許諾將皇太極女建寧公主嫁給吳子吳應熊[22]。
四月二十三日辰時（上午8點），關寧軍漸難支撐[23]，據守北翼城的一支關寧軍向大順軍投降[24]，多爾袞在歡喜嶺的威遠臺上觀戰，下令清軍從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三路進關。清軍在辰時進山海關以後，見大順軍從北山至海邊排列成一字長蛇陣，多爾袞即令清軍沿近海處鱗次布列，關寧軍排列於清軍的右邊。此時大風突起，揚塵蔽天，不利於不熟悉山海關地理的大順軍，多爾袞乘勢命八旗騎兵衝鋒陷陣，萬馬奔騰，飛矢如蝗，大順軍雖拼死抵抗，但與關寧軍已鏖戰一晝夜，筋疲力盡，清軍等於以逸待勞。未尾申時初（15點後），李自成的大順軍潰敗，劉宗敏負傷，大順軍死者數萬[25]；牛金星在北京未領軍前來支援李自成，也是大順軍敗戰原因之一。
李自成立馬小崗阜上督戰，見敗局已定，下令撤退。有一僧人跪在他的馬前說：「執白旗的騎兵不是關寧兵，必是滿洲兵，大王趕快迴避。」[26]自成撥馬就走。當天，多爾袞封吳三桂為平西王，命他作先導，一路追殺，直撲京城。李自成大敗，一怒之下，馬前斬殺了吳襄，並將他的首級懸掛在高竿示眾，回師京城後又殺了吳家老少38口。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稱帝，次日，李自成離開北京，向西安撤退。前後僅42天。在清軍於1644年6月6日進入北京之後，清朝六歲的福臨在北京登基，是為順治帝。
評價
編輯顧誠評斷山海關之役：「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在一片凱歌聲中滋長了驕傲輕敵的思想，對於隨着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現的滿洲貴族的武裝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計。這首先表現在，大順軍渡河東征時調集的兵員不夠。當時，大順軍兵力總數在百萬以上，但平定西北地區後派駐各地的軍隊數量過多，佔領山西、河北、山東等地後，又在各戰略要地分別駐軍，使兵力進一步分散。」「他們的行動卻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似乎在他們心目中明、清之戰是『前朝』的事情，自己並沒有同清方交惡，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過日子。」山海關戰役意義標誌着：大順軍從此由推翻明朝轉變為抗清鬥爭；清廷統治者夢寐以求的入主中原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以吳三桂為倡首在漢族官紳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擁清派。[27]
註釋
編輯- ^ Wakeman 1985，第34頁。
- ^ Roth Li 2002，第25–26頁
- ^ Roth Li 2002，第29–30頁（女真統一戰爭）和第40頁（奪權）。
- ^ Roth Li 2002，第34頁。
- ^ Roth Li 2002，第36頁。
- ^ Roth Li 2002，第28頁。
- ^ Roth Li 2002，第37頁。
- ^ Roth Li 2002，第42頁。
- ^ Roth Li 2002，第46頁。
- ^ Roth Li 2002，第51頁。
- ^ Elliott 2001，第63頁。
- ^ Roth Li 2002，第29–30頁。
- ^ Roth Li 2002，第63頁。
- ^ Elliott 2001，第64頁（準備攻明）；Spence 1999，第21–24頁（晚明的崩潰）。
- ^ 皇太極死後，多爾袞於順治元年正月曾致書李自成等，提出「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致西據明地諸帥書稿》）
- ^ 《沈館錄》卷七
- ^ 《山海關志》，佘一元《述舊事詩》
- ^ 《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山海關副總兵冷允登啟本》
- ^ 大順軍出征山海關的兵馬數各書記載相距甚大，此據查繼佐《罪惟錄》卷三十一，《孤臣紀哭》雲「兵六萬」；馮夢龍的《燕都日記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說「率師四十萬」；陳濟生的《再生紀略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說「精兵數十萬」；《明史》流賊列傳稱率兵二十萬；《吳三桂紀略》記「發兵十萬，號三十萬」；《甲申傳信錄》說十餘萬。《流寇志》說「自成合兵十餘萬攻之」。《清實錄》中認為李自成軍有「二十餘萬」。
- ^ 《三垣筆紀》載三桂「募兵七千」，《庭聞錄》載三桂收潰卒，降唐通兵「約2萬人」
- ^ 《沈館錄》云：清兵「蒙古人居多焉」。顧誠《南明史》稱清軍大約七、八萬。
- ^ 孫旭：《平吳錄》
- ^ 《庭聞錄》述「我兵東西馳突，（賊）眾亦左縈而右繞之，陣數十交，圍而複合」
- ^ 《山海關志》卷九《附錄》
- ^ 佘一元《山海石河西義冢記》說戰役中「凡殺數萬人……然所殺間多脅從及近鄉驅迫供芻糗之民，非盡寇盜也」。
- ^ 《平寇志》卷十一，244頁。參見《庭聞錄》，卷一。
- ^ 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十二章第三節
參考書目
編輯- 佘一元《潛滄集》卷三
- 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九
- Dennerlin, Jerry, The Shun-chih Reign, Peterson, Willard J. (編),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1: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3–119, 2002, ISBN 0-521-24334-3.
- Roth Li, Gertraude, State Building Before 1644, Peterson, Willard J. (ed.) (編),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1: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72, 2002, ISBN 0-521-24334-3.
-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追寻现代中国）,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ISBN 0-393-97351-4.
- Struve, Lynn, The Southern Ming（南明）, Frederic W. Mote,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編),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剑桥中国明代史）,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41–725, 1988, ISBN 0-521-24332-7.
- Elliott, Mark C.,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16-01-01], ISBN 0-8047-4684-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1-07）.
- Wakeman, Frederic,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洪业：清朝开国史）,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ISBN 0-520-04804-0. In two volu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