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者:春卷柯南/水邊分局

越南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越共黨旗
越南共產黨黨旗
日期1991年6月24日至27日(4天)
地點 越南河內巴亭會堂
參與者1176位代表(包括越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結果選出越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越南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越南語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VII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簡稱越共七大)於1991年6月24日至27日在越南河內巴亭會堂召開。越共全國代表大會每5年舉行一次[1]。與會代表1176人代表著越南全國約210萬名持有黨員證的越共黨員。

籌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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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代會和一中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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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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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會選出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當中,新當選的委員共有46人(31.5%),其餘64人則是成功連任的在任中央委員。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當中擔任黨內職務者和擔任政府職務者的比例是平均的,擔任黨內職務的中央委員共有60人(41.1%),而擔任政府職務的中央委員則有62人(41.8%)。中央委員會的軍隊代表共有11人(7%)[2]。在省級黨政機構任職的中央委員共有52人(35.6%),其中擔任省委書記或省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省長)的人士共有13人[2]。成功連任的中央委員當中,擔任黨內職務者共有42人(28.8%),而擔任政府職務者則有47人(32.2%);新當選的中央委員當中,擔任黨內職務者共有18人(12.3%),而擔任政府職務者則有15人(10.3%)[3]

大部分既掌管黨中央轄下各部門、委員會,也在七大上成功連任中央委員的人士在大會結束後都仍然能夠繼續領導各自所屬的單位。兼任中央直屬單位副主管的當屆中央委員共有5人,其中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共有3人[3]。和黨組織相似的是,掌管政府機構的人士同樣以連任成功的中央委員為主[4]。成功連任中央委員的人士包括22名部長或副部長,另外還有7名新當選的中央委員獲委任為部長或副部長[4]外交部國防部各有4名高官當選中央委員(外交部4名高官當中有3名副部長和一名大使,國防部4名高官都是六屆中央委員),內務部兩名高官也能夠躋身中央委員會(兩人也是六屆中央委員)[5];其中外交部副部長陳光基由中央候補委員晉升為中央委員[6]。當選中央委員的人士還包括11名在主管經濟事務的部委任職的高官(8名部長和3名副部長)和6名在主管社會福利事務的部委任職的高官(4名部長和2名副部長);在主管經濟事務的部委任職的11名中央委員當中有8人是六屆中央委員,而在主管社會福利事務的部委任職的6名中央委員當中則有2人是六屆中央委員[7]

在1991年6月27日召開的越共七屆一中全會選出了新一任越共中央總書記,以及新一屆政治局書記處。阮文靈自從在越共六大中當選總書記以來便抱怨自己健康有問題,他在一中全會上辭職,並由杜梅接任[8]。杜梅在當選總書記時向中央委員展現出自己鎮定、明智,能夠調和黨內派系鬥爭,並在同時令越共內部更加穩固的形象。第七屆政治局共有17名委員,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是65歲,比上一屆更低(72歲),其中年紀最小的政治局委員只有52歲。和以往各屆政治局相比,第七屆政治局是一支更專業,在意識形態上更為靈活的團隊。由於當屆政治局委員以技術官僚居多,因此他們更擅長處理與科學、技術相關的事務,對於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思想卻沒那麼注重[8]。當屆書記處書記的人數則由13人減少到9人,當中只有兩人是從上一屆書記處留任的[9]

通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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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在1991年6月27日通過了越共的黨綱《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國家建設綱領》和長期經濟發展計劃《至2000年穩定與發展經濟社會戰略》[10]。當中,《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國家建設綱領》自頒布以來一直未有改動,直至在2011年召開的越共十一大修改綱領為止[11]越共中央總書記阮文靈表示「超過八成的黨員、數以百計的老革命家,數以千計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和各大群眾組織數以百萬計的成員」都已經就《綱領》或《穩定與發展經濟社會戰略》發表意見 [12],不過他的說法卻無從考證。另外,部分黨員也批評越共七大的文件注重於保守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甚至有黨員呼籲越共採納新的意識形態基礎[12]。原越南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研究院院長黃明正呼籲越共放棄對階級鬥爭的強調,並以胡志明提出的「大團結」口號取而代之[12]。阮文靈完全接受他的批評,並提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隊伍聯盟」的建設,他還說:「如果工人階級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工農聯盟也無法提高自己的知識或者實現智能化的話,社會主義就不能建設好[13]。」大會把胡志明思想列為黨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並提出越共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列寧主義民主集中制,反對多元政治和多黨制,並對敵人實行「和平演變」的計劃有所警惕[14]。大會通過的《至2000年穩定與發展經濟、社會戰略》是一項以2000年為期限,內容籠統的經濟建設計劃[15],強調了完善由國家管理的、按照市場機制運行的多種成分的商品經濟體系(後稱為社會主義定向市場經濟)的需要[15]

七大政治報告關於越南對外關係的段落指出,越共對外活動的總任務是維持和平、擴大友好合作關係,並為「建設社會主義和保衛祖國的事業」創造有利的國際條件[16]。在對蘇聯關係這方面,報告指出越南會「前後如一,增進與蘇聯之間的團結與合作關係,並革新越南和蘇聯的合作方式,以及合作的效能,以符合雙方利益[17]。」報告也指出越南黨和人民會不斷鞏固與老撾黨和人民、柬埔寨黨和人民之間的「特殊團結與友好關係[18]。」報告強調越南和社會主義世界的關係,指出越南要「鞏固與古巴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友好、團結、互利合作、平等的關係[18]。」報告還注重提到越南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和印度增進邦誼,以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改善關係的需要[18]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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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Báo điện tử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2. ^ 2.0 2.1 Stern 1993,第149頁.
  3. ^ 3.0 3.1 Stern 1993,第151頁.
  4. ^ 4.0 4.1 Stern 1993,第152頁.
  5. ^ Stern 1993,第153–154頁.
  6. ^ Stern 1993,第153頁.
  7. ^ Stern 1993,第154頁.
  8. ^ 8.0 8.1 Pike 1992,第79頁.
  9. ^ Stern 1993,第147頁.
  10. ^ Stern 1993,第155頁.
  11. ^ Koh 2012,第366頁.
  12. ^ 12.0 12.1 12.2 Alagappa 1995,第279頁.
  13. ^ Alagappa 1995,第282頁.
  14. ^ 環球萬國.
  15. ^ 15.0 15.1 Pike 1992,第75頁.
  16. ^ Frost 1993,第21頁.
  17. ^ Frost 1993,第21–22頁.
  18. ^ 18.0 18.1 18.2 Frost 1993,第22頁.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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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1976年四大、1996年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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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統一後,越共最大的考驗是對經濟體系的管理和發展。越共在1976年召開四大,並在大會上宣布國家的經濟體系已經開始進入「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並希望越南可以從1976年開始分三階段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到2010年實現社會主義。然而,越共的期望從一開始就被壓抑了,因為第二個五年計劃(1976年-1980年)的主要目標無法達成,外界也認為這個計劃是失敗的。所以,雖然四大宣佈經濟發展計劃的「頭等大事」和「最高目標」是要改善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不過實際上在1976年至1980年期間人民的生活質素卻急劇下降了。受薪人士是最受影響的一群人,因為越北工人家庭實際上的每月人均收入指數從1976年的81.8倒退到1980年的57.8。

參考:

  • 《亞洲動向年報》1976年版和1996年版

為召開共產黨全代會而做出的周全準備

1991年上半年越南的政治日程都集中到已經決定要在第二季召開的越南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當中。首先,黨在一月初召開的六屆十中全會檢討了將在大會提出的《政治報告》草案。之後,到了三月底,地方各級支部就召開了代表大會;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報告》草案,已經在1990年12月公布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國家建設綱領》草案、《至2000年穩定與發展經濟、社會戰略》草案等文件也在大會上得到討論。4月到5月初期間省市黨部也陸續召開了代表大會,選出黨代會代表。

本次黨代會準備階段的特徵是,大會文件草案這樣預先公布的時候,それに対する意見聴取が上記のような地方の黨大會においてだけでなく,広く國民に対しても行なわれたことである。そして草案の內容に対する異論の存在が,大眾傳媒で報道されたことである。不過在對革新開放政策的評價、黨員從事私人經濟是否恰當的問題、應該准許個人擁有土地還是只准許他們使用土地等方面卻出現了意見分歧。經濟改革要繼續實施,就要重視政治安定,堅持黨的領導,という1989年の黨6中総會以後,黨內針對得到再三確認的基本方針的反對意見當然已經不存在。

然而在大會會期逐漸臨近之際,追求政治改革的知識份子也作出了零星的動作,當局也會加強鎮壓。被稱為越南屈指可數的知識分子的原《越南研究》期刊總編輯阮克元在一月向當局發出了一份意見書,這份意見書的內容在3月傳到西方,他在意見書中提出徹底更換黨的領導層等訴求。公安在4月初逮捕了在批評共產黨這方面很有名的小説家楊秋香,控罪是委託某越裔美國人把反國家政權的文件運出國外。越南當局還在1991年5月以接受於1990年在巴黎對黨展開批判,在1991年3月被開除黨籍的《人民報》副總編輯裴信的委託,把書信、金錢和物品帶入越南為由把一位法國電視節目製作人遞解出境。在黨代會召開之前,當局就是利用這些手段力圖斷絕以海外為基地的民主運動和國內反政府份子之間的接觸。

七大召開

經過上述前所未見的、周全的準備工作之後,越共七大終於在6月24日至27日召開。各地方、中央直屬黨部選出的1176名代表參加了這次黨代會。大會議題包括對革新開放政策實施情況的總結、對黨建工作的總結,決定採納規定日後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的新綱領、通過《至2000年經濟發展戰略》,修訂黨的章程,以及選舉新領導層的人事工作。1986年年底六大召開後,國際局勢大有變更,越南國內一方面正在推行革新開放政策,另一方面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也出現了顯著的變化。這樣激烈的國內外變動當然能夠在這次黨代會上展現出來。下面會先指出本次大會的數個特徵。

此前東歐、蒙古等國社會主義體制倒台,各國共產黨衰落、放棄共產主義,這個國際變局令參與越共七大的外國政黨來賓人數劇減。越共在上一屆全代會中接待了來自37個國家的政黨代表團,在這次黨代會上只有老撾、柬埔寨、古巴和蘇聯的共產黨代表出席了,這再一次展示了越南共產黨被國際社會孤立的情形。

第二個特徵是,準備段階で情報公開がある程度進んだため,大會に提出され,採択される黨の文書の內容がほとんど事前に國民に分かっていたことである。このため大會に対する國民の関心は盛り上がらなかった。これは今回初めて取材のため入國を許可された外國記者も同様であり,かれらの関心は専ら指導部人事に向けられたのである。そしてこの面では後に述べるように,かなり顕著な変化があった。

第三個特徵是,重要な問題については採決がはかられ,その結果,問題によって最高23%から最低2~3%の反対ないし保留票が出たことである。陶維松政治局員の大會に関する総括報告によると,最も意見の割れたのはベトナムが建設する社會主義の特徴についてで,「綱領」にある原案を完全に支持したのは69.8%にすぎず,24.3%が基本的に賛成で,5.9%は賛成しなかったのである。また刷新事業について「極めて重要な最初の成果を収めた」という肯定的評価は77.3%,政治狀況について「安定を破ろうとする要素は依然存在するが,政治は安定している」という評価も86.3%の賛成票しか得られなかった。さらに過渡期の経済セクターについて「越南主要的經濟成分包括國營經濟、集団経済,個人経済,私営資本主義経済,國家資本主義経済」という規定は賛成86.1%,そして「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胡志明思想為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という方針も賛成89.7%であり,いずれも10%以上が同意しなかったのである。こうした反対・保留が保守派のものか改革派のものかは問題にもよるが,黨內が一枚岩でなくな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すデータとして興味深い。

第四個特徵是,這次大會特別強調「智慧」。大會代表1176人當中,實際上有743人是大學本科畢業生或大學研究生,しかもその中には學位取得者100人,大學教授49人が含まれるという數字が示すとおり,全體として高學歴者の占める割合がかつてなく高く,その事実が誇らしげに報道された。また大會のスローガンは「智慧、革新、民主、紀律、團結」であり,知性が最初に掲げられて,強調されていることも目をひく。ベトナムでも學歴や知性がものをいう時代に入ったのである。

邁進領導層世代交替

為期三天的大會進行了中央委員選舉。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人數從124人增加到146人,多了22個名額,不過候補委員名額(上屆49人)卻被廢除,所以整體來說中央委員會委員人數少了27人。新一屆中央委員當中,新進者有42人,如果把由中央候補委員轉正者也計算在內,實際上中央委員會共有81張新面孔,這種汰舊換新的過程是未曾發生過的。如果按照官職劃分的話,新一屆中央委員當中在省委任職的有50人(書記佔32人,副書記12人,省委常委6人),在中央政府任職的有34人(部長21人,副部長13人),黨組高官佔19人,不過大型國企、合作社書記卻完全退出了中央委員的行列。全體として黨・國家の要職者から選出されており,人事で見る限り,黨と國家の一體化は一段と進んだような印象を受ける。

選出新一屆中央委員之後,一中全會隨即召開,以選出領導機構的組成人員。這次選舉以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這在越共史上還是第一次。政治局委員由12人增至13人,其中5人為連任,8人為新進(其中2人從書記處晉升),政治局過半席次由新人贏得的情況令政治局實現了前所未見的大幅人事變更。

在矚目的總書記人事變動這方面,黨內第二號人物杜梅總理最終當選,接替之前就已經表明要引退的阮文靈。杜梅年逾74歲,照道理如果他在這次大會上退休也不出奇。然而雖然他是保守派人物,不過他能夠在實行革新開放政策這方面展示出自己的手腕,所以改革派和他的關係也不錯。由於黨內也出現了下一代幹部當中沒有特別人才的情況,所以杜梅才有當選的可能。除了阮文靈,退休的政治局委員還有武志公(國務委員會主席)、阮基石(外交部部長)、阮德心(中組部部長)、阮昇平(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童士元(副總理)和梅志壽(內務部部長),這些人和已故的黎筍總書記和黎德壽委員都有人脈。其中阮基石被視為是努力與西方世界改善關係的改革派人物,有傳他會成為後任總理的人選。不過由於他對中國立場強硬,不過有如下文所述,由於越共要和中國改善關係,因此他就被迫要辭職,這個說法是比較有說服力的。新任政治局委員,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潘文凱、黎福壽書記等人年齡介乎50至60多歲,他們多數是在革新開放政策實行的過程中嶄露頭角的實務官員。這樣的新老交替令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大幅回落。

然後,書記處人員組成也由13人削減到9人,少了4個人。書記處中留任者三人,從政治局調任者一人,新當選者五人,也發生了大規模的人事變動。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新領導層的特徵,「在政治上維持現有體制,在經濟上推行更深入的改革」應該就是那句話了,大會確認的基本方針をそのまま體現したもの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從政治局的人員組成來看,排行第二的黎德英,排行第五的段奎が軍,排行第四的陶維松が意識形態,6位の武鶯が大衆工作を擔當する書記というように,3位の武文傑以外は軍、意識形態、群眾工作などのベテランが上位を占めている。これは現政治體制の維持を最大の目的にした布陣といえよう。他方7位以下には経済に明るい実務家が抜擢されており,経済改革の推進を配慮した人材起用となっている。

大會文件的特點

次に大會で採択された諸文書の內容について見よう。まず社會主義の將來の見通しについて,《綱領》提到「社會主義正面臨着很多困難和考驗。……不過人類最後一定會邁進社會主義,因為這是歷史的進化規律。」と社會主義への移行の必然性について漠然とした表現を使っている。ところが草案では「現在の主要な流れは世界的な規模での資本主義から社會主義への移行である」と明確に規定していた。ベトナムについても現在の段階は社會主義への過渡期にあり,「我國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過程當中又分為數個步驟。首步的目標是:通過全面革新開放,令社會達到穩定堅固的狀態,為之後的步驟創造出快速發展的局面。」とし,それがどのくらいかかるかという點には具體的に言及していない。ちなみに1990年12月に発表された「綱領」草案では「越南應該要在兩個或者三個五年計劃完成後完成過渡時期的首階段的目標」としている。つまり黨文書はベトナムで社會主義が達成される可能性がますます遠のいてきたことを認めたのである。

大會文件另一個特徵是承認知識分子隊伍在社會主義建設當中的作用,也提出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隊伍聯盟」體系,取代一直以來的「工農聯盟」體系。この理由について,社會主義の建設のためには,労働者や農民は徐々に知的にならなければならず,そのためにはインテリが必要であると説明している。これは現実的な認識であるといえるが,とかく體制批判に傾きやすい知識人を體制內に取り込もうとする狙いも窺われる。

在經濟政策這方面,その目的を「國家にコントロールされた」という條件付きながら,由國家控制的市場機制(state-controlled market system)の構築と規定する。そしてその條件作りのため,「私的資本主義経済を法で禁じられていない部門や業種において,規模や場所に制限なく発展させる」こと,「國営部門で株式企業の概念を一歩,一歩拡大させる」ことなど,一層大膽な改革を打ち出した。

在對外政策這方面,大會文件也能夠體現國際形勢的變化,措辭也變得更靈活,文件提到不論各國社會政治制度是否與越南相符,越南也應該和所有國家展開平等互利的合作,而且還主張越南要促進與中國、美國恢復關係的過程,和東南亞各國發展友好關係,並擴大與西歐、北歐、日本等先進國家之間的合作。在蘇越關係這方面,大會文件只是提到「加強與蘇聯之間的團結和合作是我黨對外政策的一貫內容」,對東歐各國更是隻字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