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學運
野百合學運,又稱1990年3月學運、三月學運,是指在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間於中華民國所發生的一系列學生運動,由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周克任、何宗憲、楊弘任簽署發起宣言[1],最初號召共9位學生(含3位發起人)至中正紀念堂展開靜坐行動,開啟野百合運動序曲,人數最多時曾經有將近6,000名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今自由廣場)上靜坐,他們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2]。這是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來所發生的第一次大規模學生抗議行動,這場活動對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與質變。在學生運動後,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依照其對學生的承諾,在不久後召開國是會議,隨後於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使台灣的民主化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2]。
野百合學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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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6日) |
地點 | |
目標 | 解散國民大會 廢除臨時條款 召開國是會議 政經改革時間表 |
方法 | 佔領、包圍、示威 |
結果 | 時任總統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 國民大會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全面改選,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 |
近6,000名臺灣各地與各直轄市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 |
事件背景
編輯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民主化就歷經劇烈的變動。台灣經過解嚴、解除報禁和黨禁後,民間活力四起、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台灣各地瀰漫著一種騷動隨時而出、不安於世的氛圍。這股澎湃、新生的風潮,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園內,使校園成為聚積社會能量的一個重要場域[3]。
雖然在1987年時任總統蔣經國結束臺灣戒嚴,儘管社會經濟蓬勃發展,政治改革卻似乎永遠追不上民眾的要求,即使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後,改革速度仍然保持慢速。1990年,是第8屆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的年份,當年2月,中國國民黨提名李登輝、李元簇為第八屆正副總統候選人,由於國民黨內部對李登輝採用之副總統人選及決策方式有所歧見,國民黨領導階層爆發嚴重之權力鬥爭,形成所謂「主流派」(支持李登輝)與「非主流派」(反對李登輝)之爭。非主流派企圖推出林洋港、蔣緯國參選,但因林洋港拒絕接受連署而破局。而這兩派之爭又牽涉敏感的「省籍問題」,史稱「二月政爭」。就在同年3月13日,政府遷台四十年來從來未曾全面改選過的國民大會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將1986年所選出的增額代表任期延長為9年,創下國會議員自行通過延長任期的惡例,在當時被嘲諷為「山中傳奇」[4]。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各界對國大代表一連串擴權牟利的行為,不但開始感到不耐煩,同時也開始展開抗議,「罷課、罷稅、抗稅」的呼聲四起。由於民主進步黨主席及國大代表赴總統府請願遭抬離毆辱,而有升高抗爭強度的趨勢。1990年3月16日,9名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到中正紀念堂前靜坐抗議,拉出寫著「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白布條,為野百合學運揭開了序幕[5]:35。
事件經過
編輯3月16日
編輯由於學生選擇的靜坐地點在禁止集會遊行的博愛特區中,靜坐者面臨了可能被警方驅離的狀況。於是,一些學運人士、社運人士、以及媒體記者,在知道這個消息後立刻前往支援,在寒風中一直撐到第二天早上,廣場的指揮中心成立,野百合學運度過了最危險的一個夜晚。
3月17日
編輯由於媒體的報導,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學生進駐廣場靜坐,台大自由派學者並於同日發起「柔性罷課」,宣布自19日起一週將上課地點改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並定名為「民主教育週」。由於各級議會與社會團體自16日起就陸續發表「聲討國大」行動,國民黨政爭已拓展成全民各階層的動員。在媒體持續披露廣場靜坐消息下,17日在學生靜坐現場旁圍觀的群眾已迅速突破2000人,廣場儼然成形並持續成長。
3月18日
編輯3月18日,廣場的靜坐運動已快速發展成全國性的學運份子串連活動,參與靜坐示威的大學生已達數千人。當天下午,甫成立的民進黨發起造勢大會,動員數萬群眾在廣場大門旁邊進行演說,主軸在於聲討國大。廣場之學生自治領域,表現出超齡的政治運作,以和平理性態度擴大靜坐的參與,依共同討論來形成決策共識,發表《廣場通訊》與社會進行對話,並進行自我教育與組織的工作。靜坐廣場與圍觀聲援的民眾間以繩索區隔,在廣場決策委員會表示要以「自主、隔離、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則來進行廣場抗爭時,野百合學運已用自主的邏輯宣示了學運成為獨立自主的社會力之一。
也是在這一天,在由學運團體所組成的校際會議上,學生們正式發表了野百合學運的四大訴求:
- 解散國民大會,重建一元化的國民大會制度。
- 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重建新的憲法秩序。
- 召開國是會議,全民共謀體制危機的解決。
- 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呼應民意的潮流[5]:83。
這四條要求,反應當時台灣民間社會一部分人士對統治者的具體要求。
3月19日
編輯3月19日,在學運團體、學生自治組織與教授的集體動員下,廣場人數爆增。上午10時,10名廣場靜坐學生發起絕食抗爭,絕食聲明中要求總統李登輝與行政院長李煥於21日前答覆廣場四大訴求,將道德張力推向高峰。當日傍晚,廣場學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間11點,校際會議通過「野百合」為本次學運之精神象徵,因此此次學運稱為「野百合學運」。在一份由學生廣場文宣組所發出之〈野百合的春天〉傳單中,學生們對選擇野百合作為該次運動之精神象徵的原因,有如下的說明:
- 自主性:野百合是台灣固有種,象徵著自主性。
- 草根性:野百合從高山到海邊都看的到,反映了草根性。
- 生命力強:她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依舊堅韌地綻放。
- 春天盛開:她在春天盛開,就是這個時刻!
- 純潔:她白色的純潔,正如學生們一般。
- 崇高:在魯凱族裡,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5]:116。
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野百合學運,包含了對台灣主體性的認同(自主性)、全民的運動(草根性)、對抗不義的勇氣(生命力強)、青春的活力(春天盛開)、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純潔)、以及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崇高)。
3月20日
編輯3月20日,廣場靜坐的學生已超過五千人,決策委員會決定由原來七名擴增到十二名。面對總統大選的前一天,全國目光焦點均聚集在廣場,學生的壓力越來越重。而在社會力表態上,各級議會均派代表前往探視學生;但基於超黨派原則,沒有政治人物得以上台發言。總統府則發出新聞稿表示,李登輝總統已決定召開國是會議,以處理憲政體制與政治改革的問題,並訂定改革時間表。這是統治者對野百合學運之四大訴求首次的正面回應。代表軍方的參謀總長陳燊齡上將也公開肯定學生的抗議是愛國行動,並建議學生儘早結束靜坐行動;這是軍方首次對學運公開表態,雖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尋常的氣味。稍後,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長開始聯合勸告學生盡快復學。
3月21日
編輯3月21日,甫當選第八任總統的李登輝決定於下午3時在總統府接見53名學運學生代表。靜坐學生透過各校討論的機制,形成與李登輝會面的四點要求共識:
- 請李登輝總統接受學生們追求民主憲政的決心情操,以及學生提出的四項嚴肅要求。並對民眾公開發表。
- 在第8任總統就職前,國是會議必須由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公平組成,必須討論中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並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
- 全體在廣場上的學生於李總統明確同意以上兩項要求,即結束靜坐活動,學生將對國政大事的發展繼續保持高度關切。若李總統不能對上述要求作肯定的答覆,我們將堅持原則、持續抗爭。
- 為了確保上述主張得以落實,我們將即刻組成校際聯合組織,持續監督國是會議,必要時並隨時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在台灣未能完全徹底民主化之前,我們絕不停止奮鬥[5]:141。
學生代表在與李登輝會面後回到廣場。廣場上的學生在看過雙方會面的錄影帶後,進行分校討論,以決定是否要結束這次抗爭。最後,校際會議以22:1的壓倒性投票數,決議於22日早上宣佈撤離中正紀念堂廣場。
3月22日
編輯3月22日早晨,指揮中心正式宣佈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際會議最後決定繼續「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之組織工作,各地學生陸續撤出廣場,結束為期六天的野百合學運。
學運組織架構
編輯1990年3月19日,針對集結的學生及學校增多,學運調整內部組織,並在《廣場通訊2》文宣廣為宣告[1]:
後續決策小組增加至11人,其中,鄭文燦擔任決策小組發言人,范雲擔任總指揮[6]。
影響
編輯李登輝承諾召開國是會議之後,行政作業迅速展開,4月3日公布籌備委員名單,4月14日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履行先前對學生的承諾。6月28日,李登輝於台北市圓山大飯店舉行國是會議,計一百四十一人代表出席;與會各界代表除了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外,還包括美麗島事件受刑者、民進黨領導人和海外黑名單人士;此次「朝野協商」針對「國會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體制」、「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憲法與臨時條款修正方式」等五組議題逐一討論,最後達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憲法」、「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憲採取一機關兩階段方式」、「修憲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名之」等共識,並一一透過法定體制逐一落實。
就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而言,政治上實際的推動者實際是立法院與大法官會議,而不是國是會議。對資深中央民意代表不願退職及國大代表擴權不滿的增額立法委員,以民進黨籍的陳水扁、余政憲、彭百顯為首,結合國民黨籍的趙少康等人,共二十六人在6月初提案聲請釋憲。而在國是會議召開、朝野未達成具體共識之際,6月大法官會議做成司法院釋字第261號解釋,規定資深中央民意代表應於1991年12月31日終止行使職權,才使得退職條例的功能得以彰顯,也正式宣告了「萬年國會」終結的最後期限。
野百合學運對台灣政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對於台灣政治發展而言,雖然野百合學運的學生後來並未重回廣場,然而「當時高舉理想大旗的四大訴求,也逐漸內化成台灣19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訴求,在台灣社會普遍接受下,陸續在十年中完成國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權的和平轉移」。另一方面,對於學校裡面的校園文化而言,「透過這次學運和成果,開拓了校園內更大的民主空間,讓學生不再那麼畏懼政治,有助於台灣社會的更民主化」[7]。
從比較微觀的角度來看,經過十數年後,很多現在屬於民進黨陣營、或者和民進黨理念比較接近的新生代社會菁英,其實都和野百合學運前後的校園運動及社會運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比如說,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馬永成、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前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外交部部長林佳龍、前文化部部長史哲、嘉義縣縣長翁章梁、台南市市長黃偉哲、高雄市市長陳其邁、民進黨前秘書長羅文嘉、民進黨立法委員范雲、民進黨立法委員李昆澤、民進黨立法委員鍾佳濱、民進黨立法委員林宜瑾、民進黨前立法委員郭正亮、國民黨前立法委員鄭麗文、前內政部政務次長顏萬進、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兼社會民主黨第二任召集人陳尚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助理教授顧玉玲、《臺灣蘋果日報》社長陳裕鑫和蕃薯藤執行長陳正然都是「學運世代」的重要成員[3]。此外,亦有不少人深耕學界,如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詹鎮榮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在某種程度上,「學生運動」正是屬於他們這一世代的人的共同語言。
相關條目
編輯注釋
編輯- ^ 1.0 1.1 野百合學運. 學動.運生 - 臺灣戰後學生運動回顧特展. 2015-10-13 [2023-07-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4-29) (中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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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3.1 莊智. 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 台灣光華雜誌 (台北). 2012-05 [2004-10-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1-04) (中文(臺灣)).
- ^ 李鴻典,<戒嚴幽靈續頑抗>漫長抗爭換來民主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13-10-14., 新台灣新聞周刊, 2007/07/19
- ^ 5.0 5.1 5.2 5.3 林美挪編. 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記實. 台北: 前衛出版社. 1990 (中文(臺灣)).
- ^ 看見野百合學運世代崛起. 歷史學柑仔店. 2020-03-13 [2023-07-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7-29) (中文).
- ^ 王振寰 1990,274
相關的史料與研究書目
編輯- 鄧丕雲,1993,八零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台灣研究基金會企劃。台北:前衛出版社。
- 范雲編,1993,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北:前衛出版社。
- 何金山、官鴻志、張麗伽、郭承啟合著,1990,台北學運 1990.3.16 - 3.22。台北:時報文化。
- 何榮幸,2001,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台北: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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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繁忠,1991,臺灣地區解嚴後學生運動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 Tang, Yung-yi. 1996. Evaluating Media Performan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aiwanese Press Coverage of the Wild Lily Movement.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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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福當,nd,三月學運,見學習加油站 [online]。台北:中華民國教育部。[引用於 2004年10月30日]。全球資訊網網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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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寰,1990,學生運動與政治,見林美挪編,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記實,頁272-75。台北:前衛出版社。
- 莊智,2002,《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 [online]。台北:光華雜誌。[引用於 2004年10月31日]。全球資訊網網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