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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大屠殺

此條目頁的主題是1940年蘇聯軍隊在卡廷森林對波蘭戰俘的屠殺事件。關於2007年波蘭的一部電影，請見「卡廷慘案 (電影)」。

卡廷大屠殺，又稱「卡廷森林大屠殺」、「卡廷事件」或「卡廷慘案」（波蘭語：zbrodnia katyńska；俄語：Каты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是蘇聯秘密警察機關內務人民委員部在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下，於1940年4月至5月間對蘇聯入侵波蘭時俘虜的波蘭戰俘、知識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務員進行的有組織的大屠殺。此次屠殺起源於拉夫連季·貝利亞的關於處決所有波蘭軍官成員的提議，正式文檔於1940年3月5日由包括總書記約瑟夫·斯大林在內的蘇共中央政治局簽署批准。[3][4][5] 遇害人數估計約為22,000人，最常見的數字為21857人。[6] 波蘭議會認為這起事件是蘇聯對波蘭人所進行的種族滅絕。[7]

卡廷大屠殺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入侵波蘭後的一部分
波蘭聖十字山脈的卡廷－哈爾科夫－梅德諾耶紀念碑
卡廷大屠殺在蘇聯的位置
卡廷大屠殺
位置 蘇聯加里寧卡廷森林和哈爾科夫監獄
日期1940年4月－5月
類型大屠殺
死亡22,000－25,000
受害者波蘭人
主謀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共識）
納粹德國德國國防軍[1][2]（1990年以前的蘇方觀點，2022年以後的俄方觀點）
Map of the sites related to the Katyn massacre
Map of the sites related to the Katyn massacre

屠殺發生在卡廷森林、加里寧（特維爾）、哈爾科夫等地[3]。 受害者中約8,000人是1939年蘇聯入侵波蘭的戰俘，其餘則是被指控為「情報人員、憲兵、破壞者、地主、工廠主、牧師及官員」而遭逮捕的平民[6]。 由於波蘭的徵兵制度規定除非獲得當局豁免，所有大學畢業生必須服兵役，接受後備軍官培訓[8]， 蘇聯得以捕獲大批波蘭知識分子，其中還包括波蘭籍的猶太人、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韃靼人、白俄羅斯人以及基督教徒和穆斯林[5]。

卡廷大屠殺具體發生在位於卡廷森林（俄羅斯斯摩棱斯克以西約19公里，臨近卡廷和格涅茲多沃的村莊）的科澤利斯克戰俘營。在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的命令下，除在卡廷森林外，同時發生的屠殺還有在斯塔洛柏斯克和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的處決戰俘行動以及發生在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的處決政治犯行動。[9][10] 處決地點包括設於斯摩棱斯克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總部、當地一個屠場[3]，以及加里寧、哈爾科夫、莫斯科等蘇聯城市的監獄[6]。在這些屠殺之中，卡廷大屠殺規模最大。現代波蘭對卡廷大屠殺的調查覆蓋上述所有的屠殺[10]。

1941年，德軍入侵蘇聯並推進占領卡廷森林。1943年，納粹德國宣佈在卡廷森林發現集體墓地。德國的揭發，致使設於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

蘇聯官方一直否認卡廷大屠殺[11]， 直到1990年時任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訪問蘇聯時，蘇聯官方才承認：內務人民委員部實施並隱瞞了卡廷大屠殺。[6][12][13][14]但是近年來，俄羅斯方面出現了再次否認此次大屠殺的跡象[1][2]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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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簽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其後為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和約瑟夫·斯大林。

卡廷慘案是波俄兩國一系列歷史糾紛的延續。波俄兩國歷史上發生過多次衝突和戰爭，其中尤以波蘇戰爭為甚。

1919年2月－1921年3月，蘇俄與波蘭第二共和國為擴張領土和影響力，爆發波蘇戰爭。1920年，波蘭在協約國和羅馬教廷支持下向東擴張，紅軍在華沙戰役中完敗。1921年3月18日締結的里加條約讓波蘭獲得了西白俄羅斯和四分之一個烏克蘭。 12－13萬蘇維埃戰俘於1919－1921年間被關押在波蘭，其中的65,000到70,000回到了俄國，超過6,000人成為了白衛軍，2,000人成為波蘭居民並加入國籍。根據波蘭和俄羅斯兩國的國家檔案機構共同出版的文獻，約有18,000至20,000名紅軍戰俘在1919－1922年間死亡。同時，也有18,000至20,000名波蘭戰俘在蘇聯戰俘營死亡。

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與斯洛伐克入侵波蘭，在半個月後的9月17日，蘇聯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協定，宣稱波蘭政府已經無力控制國內局勢，《波蘇互不侵犯條約》失效。同日蘇聯紅軍從東方侵入波蘭。起先英國、法國與波蘭締結了英波同盟和法波同盟以防範德國的入侵，這一目的失敗後，英國、法國及英聯邦其他成員國不得不對德國宣戰。但除了法國的薩爾攻勢外，幾乎未給波蘭提供軍事支援[15]。這一舉動被稱為「假戰」和「西方盟國的背叛」[16]。

由於波蘭軍隊收到命令避免與蘇軍交戰，蘇軍得以迅速推進，途中幾乎未遭遇抵抗。期間有250,000[17]到454,700[18]名波蘭士兵和警察被蘇聯當局俘虜並扣押。許多人馬上被釋放或自行逃脫，125,000人被送交內務人民委員部[6]。內務部於1939年10月釋放了42,400名波蘭士兵，大部分是烏克蘭裔和白俄羅斯裔。[19][20][21]大約有170,000名在波蘭部隊中服役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士兵被釋放。43,000名生於西波蘭的戰俘被轉交給德國。根據一份1939年11月19日的報告，內務人民委員部手中共掌握有40,000名波蘭戰俘：約8,500名軍官和准尉、6,500名警官、以及25,000名士兵和士官[22]。

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粗略估計： 有320,000名波蘭公民在蘇聯被放逐[23]。國家記憶研究院估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統治下的波蘭公民死亡人數達150,000人[23]，其中，納粹占領軍扶持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武裝製造的瓦萊尼亞與東加利西亞波蘭人大屠殺約殺害了6萬－10萬西烏克蘭的波蘭裔人員。1940－1941年間，有10,000－12,000名波蘭人（主要為戰俘）被送往科累馬地區，其中僅583人倖存，倖存者於1942年被釋放並加入了波蘭東部武裝力量[24]。根據古拉格特別移民局的記錄：從1940年2月－1941年6月之間，共有381,000名來自波蘭東部被兼併區域（Kresy）的波蘭公民被作為「特別交換人群」放逐[25]。戰爭期間和1944年以後，共有570,387名波蘭公民遭受到蘇聯當局各種形式的政治迫害[26]。

早在9月19日，蘇聯內部事務人民委員和國家安全第一委員拉夫連季·貝利亞指示內務部成立戰俘事務管理局（俄語：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делам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и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х НКВД/МВД СССР, ГУПВИ, GUPVI）以管理波蘭戰俘。內務部從軍隊手裡扣押了波蘭戰俘，同時開始着手組織一個收容中心和運輸營的網絡，並安排了通往蘇聯西部戰俘營的鐵路運輸。其中最大的戰俘營位於科澤利斯克（奧普提納修道院）、奧斯塔什科夫（謝利格爾湖上斯托爾布伊島，靠近奧斯塔什科夫）和斯塔洛柏斯克。其他戰俘營分別位於尤赫諾沃（巴貝尼諾火車站）、於哲（塔里西）、泰尤基諾火車站（普季夫利外90公里）、科澤利斯契納、奧蘭基、沃洛格達（熱奧尼基沃火車站）和格里亞佐維茨[27]。

 
蘇聯入侵波蘭期間，波蘭戰俘被蘇聯紅軍俘獲

科澤利斯克和斯塔洛柏斯克主要用於關押軍官，奧斯塔什科夫主要用於關押波蘭偵察童軍、國家憲兵、警察和監獄官員。這些戰俘營里的囚犯並非只為軍官及相關組織成員，還包括波蘭知識分子。幾個戰俘營的人員分布大致如下：科澤利斯克5,000人；奧斯塔什科夫6,570人；斯塔洛柏斯克4,000人，共有15,570人[9]。

從1939年10月到1940年2月期間，波蘭戰俘遭受了漫長的審訊和內務部官員瓦西里·扎魯賓等人持續性的政治鼓動。戰俘們原以為自己很快就會被釋放[28]，但實際上對他們的面試是一個選擇程序：決定哪些人可以活下而哪些人要去死[3]。根據內務部的報告，如果戰俘無法被引導出親蘇聯的態度，他們將被宣布為「蘇維埃政權的死硬敵人」[9]。

1940年3月5日，根據貝利亞寫給斯大林的備忘錄，４名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成員——總書記約瑟夫·斯大林、總理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國防部長克里門特·伏羅希洛夫、阿那斯塔斯·米高揚簽署命令，決定處決關押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戰俘營里25,700名波蘭「民族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10]。對於屠殺命令的理由，歷史學者格哈特·溫伯格認為斯大林的目的是通過大規模處決其軍事人才的方法，來削弱一個潛在的未來波蘭的軍事實力： 「有人提出過，這種恐怖行徑的目的是為了讓德國安心，以確信蘇聯的反波蘭政策。這種解釋不足為信，因為蘇聯當局始終將屠殺行為對容易對此事引起注意的德國政府保密……一個更可信的解釋是……屠殺應該被看做對未來的展望：波蘭將再次出現在蘇聯的西方邊界上。既然無論如何它都要保住東部，斯大林可能確認，任何重生的波蘭都不會是友好的。在這種情況下，大規模削弱它的軍事和技術菁英分子可以有效地削弱波蘭。」[29]

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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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連季·貝利亞在1940年3月5日給約瑟夫·斯大林的的文件備忘錄中，提議處死波蘭軍官。

根據1990年蘇聯解密檔案的內容，證實了在1940年4月3日到5月19日期間，有21,857名波蘭戰俘在不同刑場中被殺：14,552人來自俄羅斯的三個主要戰俘營，7,305人來自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西部。其中科澤利斯克營4,421人、斯塔洛柏斯克營3,820人、奧斯塔什科夫營6,311人、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其他拘留所7,305人[30]。由內務部戰俘事務部門首腦彼得·卡爾波維奇·索普魯年科少校組織在卡廷和其他地方，對波蘭軍官實施「挑選」[31]。

據不完全統計，在卡廷被屠殺的人包括一名海軍上將、2名陸軍上將、24名陸軍上校、79名陸軍中校、258名陸軍少校、654名陸軍上尉、17名海軍上尉、3,420名士官、7名隨軍牧師、3名地主、1名親王、43名官員、85名士兵、131名難民。此外，遇害者中還包括20名大學教授（可能包括數學家斯特凡·卡茨馬爾茲）、300名醫生、幾百名律師、工程師、教師、100多名作家和記者以及200名飛行員。總共一半的波蘭官員被內務部處決[3]。屠殺期間，總共有14名波蘭將軍遭到殺害[32]：列昂·比爾勒維茨（英語：Leon Billewicz）（已退役）、布羅尼斯瓦夫·博哈季勒維茨（英語：Bronisław Bohatyrewicz）（已退役）、沙維利·切爾尼茨基（英語：Xawery Czernicki）（海軍上將）、斯坦尼斯瓦夫·哈勒（已退役）、亞歷山大·科瓦萊夫斯基（英語：Aleksander Kowalewski）（已退役）、亨里克·明凱維茨（英語：Henryk Minkiewicz）（已退役）、卡齊米日·奧爾利克－武科斯基（英語：Kazimierz Orlik-Łukoski）、康斯坦丁·普利索夫斯基（英語：Konstanty Plisowski）（已退役）、魯道夫·普利希（英語：Rudolf Prich）（在利沃夫被害）、弗朗西斯澤克·西科爾斯基（英語：Franciszek Sikorski）（已退役）、倫納德·斯基爾斯基（英語：Leonard Skierski）（已退役）、彼得·斯庫拉托維茨（英語：Piotr Skuratowicz）、米奇斯瓦夫·斯莫拉文斯基（英語：Mieczysław Smorawiński）和阿洛伊齊·威爾－科納斯（英語：Alojzy Wir-Konas）（死後被晉升）。僅有395名戰俘不予殺害[6]，倖存者有斯坦尼斯瓦夫·斯維亞涅維茨（英語：Stanisław Swianiewicz）和約瑟夫·恰普斯基[3]。他們被帶到了尤赫諾夫營，隨後又被轉移至格里亞佐維茨[27]。

餘下的戰俘高達99%後來被殺害。科澤利斯克營里的戰俘被大規模屠殺於斯摩棱斯克郊外的卡廷森林；斯塔洛柏斯克營的戰俘被殺害於哈爾科夫內務部的內部監獄，屍體被掩埋在皮亞季哈特卡村；奧斯塔什科夫營的警官被殺害於加里寧（特維爾）的內務部內部監獄，屍體被掩埋在梅德諾耶[27]。約3,000到4,000名被關押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監獄中的波蘭籍戰俘殺害後被分別掩埋於庫洛帕蒂和比基夫尼亞[33]。約瑟夫·多夫波爾－穆斯尼茨基（英語：Józef Dowbor-Muśnicki）將軍的女兒雅尼娜·萊萬多夫斯卡（英語：Janina Lewandowska）為卡廷屠殺受害者中唯一的女性[34][35][36]。

根據內務部加里寧地區前首腦德米特里·托卡列夫提供的信息細節，槍殺處決從夜晚開始到次日黎明結束。首次戰俘運送始於1940年4月4日，當日共運載了390人，行刑人員發現在一個晚上之內處決這麼多人是一件十分費力的事情，於是之後的輸送從未超過250人。處決通常由莫斯科提供的德制7.65mm瓦爾特PPK手槍完成，也使用7.62x38R納甘M1895左輪手槍。[37] 行刑人員更多的使用德制武器而不是蘇聯標準的左輪手槍，據說是因為處決了幾十個人後，後者被發現有太大的反衝力，會給射擊者帶來痛苦[38]。內務部首席行刑員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布洛欣可能是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劊子手，據稱他在1940年4月的28天之內親手射殺了加里寧監獄奧斯塔什科夫營中的7,000名戰俘，其中有些人只有18歲[31][39]。

屠殺進行得有條不紊。受刑者的個人信息被檢查後，接着他被拷住雙手帶進一個毛墊氈門的封閉小房間內。槍殺的聲音會被整夜大音量的機器噪音（可能是風扇）所掩蓋。被帶入小房間後，受害者會立刻被從後腦槍殺。屍體隨後會從對門搬出，被轉移到五六個等候着的卡車內。然後下一個受刑者被帶入。處決進程除五一勞動節放假以外，幾乎每夜都在進行[34]。

處決計劃完成後，依然有超過22,000名前波蘭士兵在內務部的勞改營中。根據貝利亞的報告，到1940年11月2日為止他的部門共掌握有2名將軍、39名中校和上校、222名上尉和少校、691名中尉、4,022名准尉和士官、以及13,321名在波蘭戰役中被俘的入伍者。此外還有在蘇聯吞併立陶宛中被俘的3,300名波蘭士兵[40]。

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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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希法國部長費爾南·德·布里農（英語：Fernand de Brinon）於1943年在卡廷的米奇斯瓦夫·斯莫拉文斯基（英語：Mieczysław Smorawiński）將軍和布羅尼斯瓦夫·博哈季勒維茨（英語：Bronisław Bohatyrewicz）將軍墓前
 
1943年卡廷屍體發掘現場。照片由波蘭紅十字會拍攝。

慘案在1941年6月納粹德國入侵蘇聯後開始漸漸浮現，當時波蘭流亡政府與蘇聯政府簽署了西科爾斯基－馬伊斯基協議共同對抗納粹德國，並且在蘇聯境內組建了一支波蘭軍隊。當波蘭將軍弗拉迪斯拉夫·安德爾斯開始組建這支軍隊時，他要求獲得這些失蹤的波蘭軍官的消息。在一次個人的會面中，斯大林告訴他和波蘭流亡政府總理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所有被囚禁的波蘭戰俘都被釋放了，但人數已無法統計，因為他們在滿洲「失蹤」了[41][42][43]。

 
位於卡廷的萬人坑之一
 
英國和美國軍官（戰俘）被德國帶往參觀慘案發掘現場

1942年，波蘭鐵路工人在卡廷發現了大量的屍體，並且將此事報告給了波蘭地下國。這個消息卻被忽視了，人們拒絕相信會有如此多的死屍[44]。失蹤戰俘的命運依然不為人知，直到1943年4月，魯道夫-克里斯托夫·馮·格斯多夫（英語：Rudolf-Christoph von Gersdorff）手下的納粹軍隊在卡廷附近山羊山的森林中發現了4,243具波蘭軍官屍體[45]。納粹德國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認為這個發現可以作為一個極好的離間波蘭、蘇聯與西方關係的手段。4月13日，柏林電台向全世界廣播了德國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的發現：「一個深溝……28米長，16米寬，裡面有3,000多具波蘭軍官的屍體，被堆積成12層。」[46] 這個廣播控訴蘇聯在1940年進行大屠殺的罪行。

德國成立了由12名分別來自比利時、保加利亞、丹麥、芬蘭、法國、意大利、克羅地亞、荷蘭、羅馬尼亞、瑞典、斯洛伐克、匈牙利的外國專家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對卡廷慘案進行了調查。二戰結束後，除了保加利亞和捷克以外的所有專家都重申他們在1943年發現了蘇聯的罪行[47]。卡廷屠殺的揭發敗壞了蘇聯的名譽，使納粹德國從中受益。戈培爾於1943年4月14日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我們現在正利用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GPU）殺害12,000名波蘭軍官這一發現，以莊重的風格進行反布爾什維克宣傳。我們讓中立方的新聞記者和波蘭知識分子到他們所發現的現場去，他們從前面帶給我們的報道是令人恐怖的。元首已經特許我們可以散布重大的新聞發現給德國媒體，我下令對宣傳材料進行最大可能的使用，我們將應該能在幾個星期內靠它過活。」[48] 德國成功的向世界揭露了蘇聯政府的陰暗面，並簡潔的描繪出共產主義怪物在西方文明世界中橫衝直撞的景象。而且西科爾斯基的不安也威脅到了同盟國和蘇聯的關係。

蘇聯政府迅速否認了德國的指控，並宣稱：波蘭戰俘原於西斯摩棱斯克從事建設工作，結果在1941年8月被入侵的德軍俘獲並處決。蘇聯信息部針對4月13日德國廣播的內容，於4月15日作出了回應：「……1941年在西斯摩棱斯克從事國家建設工作的波蘭戰俘們……落入了德國法西斯劊子手的魔爪之中……」[9]

德國廣播信號被英國布萊切利園截獲並破譯，盟軍得以獲知納粹發現萬人坑的消息。德國專家和國際委員會在調查了卡廷的屍體並獲取物證，證明卡廷屠殺發生於1940年初，此時這裡依然處於蘇聯的控制之下[49]。

1943年4月，波蘭流亡政府堅持在談判桌上要求蘇聯給出解釋，並請國際紅十字會調查此事[49][50]。不巧的是，就在波蘭流亡政府向國際紅十字會提交書面申請的前一個小時，德國方面也遞交了同樣的一份申請書，於是斯大林指責流亡政府與納粹德國合作，在4月26日斷絕了雙邊關係[51]，並開始讓西方同盟者承認由蘇聯支持的政府波蘭愛國者同盟，該組織由共產主義者萬達·瓦西萊夫斯卡領導，總部位於莫斯科[52]。而西科爾斯基毫不讓步的立場也加深西方盟國和蘇聯關係的裂痕，7月4日西科爾斯基視察完部署在中東的波蘭軍隊後返回時，在直布羅陀遭遇空難，飛機剛剛起飛不到16秒，就墜落大海，西科爾斯基和他的女兒，以及參謀長一起遇難。

蘇聯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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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爾得知德軍即將撤出卡廷地區後，在他1943年9月29日的日記裡寫道：「不幸的是我們不得不放棄卡廷。毫無疑問的布爾什維克很快會『發現』我們槍決了12,000多波蘭軍官。這個小插曲在將來會給我們帶來不小的麻煩。蘇聯無疑會如其所願的發現一個又一個墓地，然後把這些歸罪於我們。」[48]

當蘇聯紅軍重新占領斯摩棱斯克並控制了卡廷地區後，內務人民委員部立刻着手對屠殺事件進行掩蓋。德國准許波蘭紅十字會修建的墓地被摧毀，證據被消除[3]。1944年1月，蘇聯成立了「波蘭戰俘被德國法西斯侵略者於卡廷森林所槍殺事件認定和調查特別委員會」[9][53]由蘇聯醫學科學院院長尼古拉·布爾堅科領導重新調查此事，該委員會不允許外國人加入[3][9]。「布爾堅科委員會」在發掘屍體後做出總結：所有的槍殺都是由德國占領軍於1941年秋天所完成的。委員會的報告總結中列出一串物品，據稱是在屍體上發現的金手錶、信件和肖像等東西，這些物品的日期記錄是在1940年11月到1941年6月之間。這與德國方面稱波蘭戰俘於1940年上半年被蘇聯殺害的宣傳矛盾[54]。

西方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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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私下裡同意卡廷慘案更像是蘇聯所為。根據波蘭流亡政府外交部長愛德華·拉欽斯基伯爵的記錄，丘吉爾在1943年4月15日與西科爾斯基將軍的對話中說：「唉，德國所披露的大概是真的，布爾什維克是很殘忍的。」[55] 然而在幾乎同時的1943年4月24日，丘吉爾向蘇聯確保：「我們必須堅決有力的反對國際紅十字會和其他組織在德國統治區下進行的任何『調查活動』。這些調查將成為一種欺騙，它的結論是由恐怖統治所給出的。」[56] 在英國非官方和機密文件的結論中，蘇聯的罪行「幾乎可以確定」，但看起來與蘇聯保持同盟關係比道德問題更為重要，故英國官方支持蘇聯的版本，並對與其相矛盾的言論實施審查[49]。丘吉爾的戰後記錄中對卡廷事件的描述是簡短的，在回憶錄中他引用了1944年蘇聯指控德國屠殺的調查，還寫道：「相信哪一種說法，似乎得看信仰什麼了。」[57]

美國也採取了相同的策略，儘管有兩組官方情報人員的關於卡廷慘案報告跟政府立場相互牴觸。1944年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派遣海軍中尉指揮官喬治·厄爾（英語：George Howard Earle III）為特使前往巴爾幹，通過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的聯繫人搜集關於卡廷的信息。厄爾的結論是卡廷屠殺是蘇聯人幹的。羅斯福跟美國戰爭信息辦公室領導艾爾默·戴維斯（英語：Elmer Davis）商討之後，拒絕承認這個結論（官方的），並宣布他已經確信卡廷屠殺是納粹德國的責任，並下令壓制厄爾的報告。當厄爾正式要求官方獲准他公開發表他的發現時，總統對他下達了書面禁令。厄爾被調職去了美屬薩摩亞渡過了剩餘的戰爭歲月[3]。

1945年，一份支持相同結論的報告被提出後遭到壓制。1943年，兩位美軍戰俘唐納德·B·斯圖爾特（Donald B. Stewart）中校和約翰·H·范弗利特（John H. Van Vliet）上校被德國帶到卡廷去參加國際新聞會議[58]。1945年，范弗利特寫了一份報告稱蘇聯而非德國應為卡廷屠殺負責。他將報告遞交給喬治·馬歇爾將軍的情報部門首席助理克萊頓·比塞爾（英語：Clayton Lawrence Bissell）少將，可比塞爾卻將其銷毀[59]。在1951年到1952年間的調查中，比塞爾在美國國會前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稱使一個擊敗日本的盟友陷入難堪，這麼做不符合美國的利益[3]。

審判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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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萬人坑中找出的波蘭紙幣和肩章
 
從萬人坑中發掘的軍隊身份識別牌和基督教獎章，上面的銘文是：「聖洗紀念，1909年10月24日，克拉科夫」

從1945年12月28日到1946年1月4日之間，有7名德意志國防軍軍人在列寧格勒接受了蘇聯軍事法庭的審判。其中一名叫阿諾·迪耶（Arno Diere）的人被指控用機槍殺害蘇聯村民，他承認了自己曾經參與卡廷慘案中掩埋1.5－2萬名波蘭戰俘屍體的工作（但沒有參與處決），由此他被免於死刑而改判15年勞役。他的招供充滿荒謬之處，也沒有作為蘇聯的原告方證人出席紐倫堡審判。在1954年的一份記錄中迪耶撤回了之前的說法，他聲稱自己是被調查人員逼着招供的。這跟他列寧格勒審判時的大部分聲明相反[60]，只有迪耶被指控跟卡廷屠殺有關聯[61]。

在紐倫堡審判之前的倫敦會議上對德國的戰爭罪行提出控訴時，蘇聯代表要求加入「於1941年9月殺害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的925名波蘭軍官戰俘」，美國代表同意包括此提議，但對此表示「尷尬」（此提案沒有被廣泛討論），並總結說這將由蘇聯方面決定。[62] 在1946年的審判中，蘇聯將軍羅曼·魯登科提出訴訟：「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屠殺波蘭戰俘，這是一項需要為之負主要責任的重大戰爭罪行之一。」[63] 但這項指控由於美國和英國的審判員駁回而遭到失敗。[64] 此次審判的目的並非在於判斷是德國還是蘇聯應為此罪行負責，把罪責歸因於某一方，這並非是此次審判能做到的[65]。

冷戰時代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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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到1952年期間在朝鮮戰爭的背景之下，美國國會組織了由眾議員雷伊·馬登（英語：Ray Madden）為主席的「馬登委員會（英語：United States House Select Committee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Facts, Evidenc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Katyn Forest Massacre）」去調查卡廷屠殺事件。結果認為波蘭戰俘是被蘇聯殺害的[3]。委員會還提議蘇聯應被送上國際法庭審理[58]。儘管如此，罪行責任問題在西方世界依然飽含爭議，鐵幕之後也是如此。在20世紀70年代末英國的冷戰政治氣候下，對1940年（而非1941年）的受害者的紀念活動會被責難為挑撥舉動。1969年蘇聯在白俄羅斯一個之前叫哈廷的村莊建立了一座戰爭紀念碑，以紀念1943年納粹德國曾經將整座村莊及村民焚毀和殺害的慘案（哈廷慘案），此舉被推斷為故意使其於卡廷慘案相混淆[66][67]。這兩個名字在很多語言裡是相似甚至相同的，以至於經常被弄混[3][68]。

在波蘭，為了和蘇聯的宣傳相和諧，親蘇聯的政府掩蓋了卡廷屠殺的信息，並對可能喚醒此事件的信息源頭實施慎重的審查。卡廷在波蘭成為一個禁忌的話題，不僅僅是政府審查壓制了所有相關內容，甚至提及它都是危險的。卡廷被從波蘭官方歷史中擦除，但卻沒有被從歷史的記憶中擦去。1981年，波蘭團結工會建立了一座上面刻有「卡廷，1940」幾個字的紀念碑，但被警察所取締，後被修改為：「獻給波蘭士兵——希特勒法西斯的受害者——在卡廷的沃土下長眠」。不過在每年的諸靈節上，總會有類似的紀念碑十字架出現在波沃斯基公墓以及很多波蘭的其他地區，直到警察整夜將其拆除為止。卡廷在共產波蘭下依然是一個政治禁忌，直到1989年的東歐劇變到來[3]。

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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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卡托維茲的卡廷受害者紀念碑。銘文：「在卡廷、哈爾科夫、梅德諾耶和其他地點被害於前蘇聯1940年。」

20世紀80年代末，社會壓力不僅僅指向波蘭政府，而且對蘇聯也同樣如此。波蘭學者試圖把卡廷慘案加入1987年波蘇聯合委員會的日程中去，以調查被監管之中的波蘭和俄羅斯的歷史小插曲[3]。1989年，蘇聯學者披露約瑟夫·斯大林確實下達了屠殺命令。1990年，蘇共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承認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處決了波蘭戰俘，同時確認了兩個除卡廷之外的掩埋地點：梅德諾耶和皮亞季哈特卡。

1989年10月30日，戈爾巴喬夫同意由一個叫「卡廷受害者親屬」的團體組織的一個幾百人的代表團參觀卡廷紀念碑。代表團還包括了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牧師為死者舉行了安魂彌撒，布置了和平運動的橫幅旗幟。一位悼念者將一個寫着「NKVD」（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符號固定在紀念碑上，蓋住了原來碑文上「Nazis」（納粹）字樣，現在成了：「紀念1941年被內務部殺害的波蘭軍官。」幾個紀念者測量了由附近克格勃布置的圍欄，把點燃的蠟燭擺放在地上[69]。布熱津斯基致詞說：

不是個人傷痛帶我到這裡來的，而這裡的多數人正是由此而來，其實還是對卡廷這一標誌性時刻的見證。被折磨致死的俄羅斯人和波蘭人，共眠於此。對我來說十分重要的是，真相在它原本發生的地方被公之於世，只有真相能使新的蘇聯領導同斯大林和內務部的罪行劃清界限，只有真相能作為蘇聯和波蘭人民真正友誼的基礎。真相將會為它自己找到道路，我始終堅信於此，我今天能夠來到這裡，這就是最好的證明。[70]

布熱津斯基進一步講到：

蘇聯政府允許我來到這裡——而且蘇聯知道我的政治觀點，這是蘇聯經濟改革所代表的對斯大林主義有象徵意義的決裂。[71]

他的講話被蘇聯電視台廣泛播出。在儀式上他獻上了一束紅玫瑰，上面分別有用波蘭語和英語鋼筆手寫的字樣：「獻給斯大林和內務部的受害者。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72]

1990年4月13日的卡廷萬人坑發現47周年紀念日上，蘇聯官方正式表達「深切的歉意」，並承認蘇聯秘密警察機關應為此事負責[13][73]。這一天被宣布為世界卡廷紀念日（波蘭語：Światowy Dzień Pamięci Ofiar Katynia）[5]。

在波蘭人和美國人於1991年至1992年間發現了更多的證據之後，俄羅斯聯邦總統鮑里斯·葉利欽將最高機密檔案的「第一卷」轉交給了新任的波蘭總統萊赫·瓦文薩[3][74]。在檔案之中發現了拉夫連季·貝利亞於1940年3月5日提議[75] 處決25,700名西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科澤利斯克營、奧斯塔什科夫營、斯塔洛柏斯克營中的波蘭戰俘，和斯大林（以及其他人）的簽字；1940年3月5日政治局下達槍殺命令的摘錄[10]；還有克格勃頭目亞歷山大·謝列平於1959年3月3日寫給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報告[30]，核實了被槍殺的總人數為21,857人，並建議將這些人的個人檔案全部銷毀。

 
2007年11月10日在華沙畢蘇斯基廣場舉行的對死於卡廷屠殺軍事菁英的紀念儀式

1991年，針對前蘇聯的最高軍事檢察院對彼得·索普魯年科（俄語：Сопруненко, Пётр Карпович）在卡廷慘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訴訟，此時的索普魯年科已達83歲高齡，又將近失明，剛剛從癌症治療中恢復。在審判中他使用了前納粹德國安全部長恩斯特·卡爾滕布倫納的對抗方式，比如拒絕簽下自己的名字等等[31]。

1998年6月，葉利欽和波蘭總統亞歷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達成同意在卡廷和梅德諾耶兩處原內務部在俄羅斯境內的屠殺地點建造複合紀念碑。然而同年9月俄羅斯也提出了關於波蘇戰爭中蘇聯戰俘死於波蘭的話題，期間大約有16,000名至20,000名蘇聯戰俘由於傳染病在波蘭戰俘營中死亡[76][77]。一些俄羅斯官員認為這是一起「比得上卡廷的種族屠殺」[3]而避而不談波蘭人僅有五萬的戰俘中也有同樣的人數死在蘇聯戰俘營中[78]。類似聲明早在1994年就已經浮現，令波蘭人惱火的是，俄羅斯人試圖開始「反對卡廷」和「維護歷史平衡」[79]。

2004年9月克瓦希涅夫斯基訪問俄羅斯期間，俄羅斯官方稱，所有卡廷的相關信息一旦解密，將立刻轉交給波蘭政府[80]。

2005年，俄羅斯聯邦最高檢察院結束了對卡廷慘案長達十年之久的調查工作。軍事檢察院總檢察長亞歷山大·薩文科夫（俄語：Савен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宣布調查結果確認三個蘇聯戰俘營的14,542人中有1,803名波蘭公民被處決[81]。他也沒有交代清楚7,000名非戰俘營監獄中受害者的命運。薩文科夫稱卡廷屠殺並非是種族屠殺，而應為此承擔罪責的蘇聯官員已經過世，所以「完全沒有用司法術語探討它的基礎」。在俄羅斯官方調查期間徵集的183卷文件中的116卷，被宣布作為國家機密封存起來[82][83]。

在文藝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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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亞季哈特卡的卡廷－哈爾科夫紀念碑，入口處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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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亞季哈特卡的卡廷－哈爾科夫紀念碑， 一排排的牌匾代表了每一個埋葬在這裡的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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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亞季哈特卡的卡廷－哈爾科夫紀念碑，來自波蘭人民的紀念牌匾

卡廷慘案在很多文藝作品成為了主要元素，比如在W·E·B·格里芬（英語：W. E. B. Griffin）《戰爭兄弟情（英語：Brotherhood of War）》系列小說中的《中尉們》，還有羅伯特·哈里斯的小說《英格瑪（英語：Enigma (novel)）》及同名電影（英語：Enigma (2001 film)）。波蘭詩人亞采克·卡奇馬爾斯基（英語：Jacek Kaczmarski）為卡廷事件創作了一首吟唱詩歌[84]。南斯拉夫導演杜尚·馬卡維耶夫（英語：Dušan Makavejev）在他1974年涉及性和政治的驚世駭俗的作品《甜蜜電影（英語：Sweet Movie）》中，使用了納粹德國在卡廷森林記錄的挖掘屍骨畫面。波蘭作曲家安德熱·帕努夫尼克在1967年創作了名為《卡廷墓志銘》（Katyń Epitaph）的管弦樂來紀念卡廷慘案。

2000年，美國電影製片人史蒂文·托馬斯·菲舍爾（英語：Steven Thomas Fischer）拍攝了名為《落葉的沉默（波蘭語：Silence of Falling Leaves）》的公共服務廣告來紀念卡廷慘案中的士兵，畫面展現了深秋落葉的景象，由華沙出生的藝術家博熱娜·傑德澤扎克（Bożena Jędrzejczak）用波蘭語陳述，影片獲得了艾美獎提名[85]。

奧斯卡榮譽獎獲得者波蘭電影導演安傑伊·瓦依達，他的父親雅庫布·瓦依達是一名波蘭軍官，1940年的卡廷慘案中在哈爾科夫戰俘營被內務部殺害。2007年9月21日，由阿克森電影工作室製作、安傑伊·瓦依達所導演的電影《卡廷慘案》在波蘭上映。電影劇本取材於安傑伊·穆拉爾奇克的書《死後檢查－卡廷的故事》，其中詳述了一些被殺害的波蘭軍官的母親、妻子、女兒的命運，並重現了卡廷森林慘案的情景。這部電影在2008年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提名。

近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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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4日，俄羅斯總理弗拉基米爾·普京邀請波蘭總理唐納德·圖斯克前往卡廷公墓參加4月的紀念儀式。2010年4月7日，普京和應邀來訪的圖斯克共同參加了卡廷慘案70周年紀念活動[86]。這是兩國首次在此公墓舉行聯合紀念活動。普京譴責蘇聯為掩蓋卡廷森林大屠殺事件而撒謊：「這樣的罪行沒有任何正當理由。」、「一個謊言被講了數十年，但我們不能為此指責俄羅斯人民。」他還呼籲俄羅斯和波蘭兩國實現和解。圖斯克稱：「雙方在和解的道路上還有一段路要走。」、「真相能動員兩國人民尋找和解之路。我們是否能夠將謊言轉換成和解？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能夠作到這一點。」[87][88]

2010年4月10日，波蘭總統萊赫·卡欽斯基和夫人帶領波蘭代表團一行88人在前往俄羅斯悼念卡廷大屠殺遇難者時，由於大霧及人為因素，乘坐的飛機在機場前約三百多米撞樹墜毀，機上96人無一生還[89][90][91]。

2010年11月26日，俄國議會下院批准發表一項聲明，承認卡廷大屠殺是由斯大林親自下令的[92]。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杜馬成員否認蘇聯要為卡廷大屠殺負責，並投票反對該聲明。

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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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扎科帕內的佩克索·布拉茲澤克公墓中的卡廷紀念碑

一些紀念卡廷慘案的雕塑在世界各地被建立起來。在英國，一項為卡廷修建主要紀念碑的計劃遭到英國政府的反對。1976年9月，一個簡單寫有「卡廷 1940」字樣的紀念碑出現在西倫敦的岡納斯伯里公墓[93]，但隨後被地方議會反對並拆除。

不久後，英國的斯塔福德郡的坎諾克蔡斯又出現了一座墓碑，建造者斯蒂芬·斯坦澤維奇的父親曾是波蘭最高法院法官，在卡廷事件中被害。墓碑上面小石頭的牌匾上寫着：「紀念1940年卡廷森林裡被屠殺的14,000名波蘭軍人和官員」。旁邊擺着一個小玻璃瓶，裡面裝着華沙和卡廷森林的泥土[94]。

位於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的「國家卡廷屠殺紀念」組織修建了一座金色的紀念雕塑[95]。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波蘭裔美國人在聖艾伯塔斯羅馬天主教堂建立了一個十字型的白色石頭小型紀念碑[96]。新澤西州澤西市也有紀念卡廷屠殺的雕塑[97]。

 
英國斯塔福德郡坎諾克蔡斯的卡廷慘案紀念碑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市的波蘭社區建造了大型金屬雕塑來紀念卡廷慘案中的被害者。南非約翰內斯堡的紀念碑除了紀念卡廷慘案之外，還紀念了支援華沙起義的空投補給任務中的南非和波蘭飛行員[98]。

烏克蘭哈爾科夫北方14公里外的皮亞季哈特卡建立了一座複合紀念碑來紀念卡廷慘案中被殺害的4,300名軍官。這裡曾是前蘇聯內務部機關的一角，屍體發掘後被重新埋葬在布滿牌子的小路下，牌子上寫着被害者的名字和出生地。鐵製的紀念碑因生鏽而變成紅色，喚醒了人們對血案的回憶。

原始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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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證實的與卡廷大屠殺相關的蘇聯文檔拷貝（第二頁為簽署後的死刑執行命令文件，簽署人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約瑟夫·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國防人民委員克里門特·伏羅希洛夫、阿那斯塔斯·米高揚）：

對案件的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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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俄羅斯官方開始否認此事件是由蘇聯所為。俄羅斯聯邦檢察總長的一項調查稱，蘇聯需要為卡廷大屠殺負責，但只承認有1,803名波蘭公民死亡[99]，並拒絕將其承認為戰爭罪行或種族屠殺，以屠殺參與者已經去世為由終止了調查。[6][100] 俄羅斯人權組織「紀念」發表聲明稱調查結果不可信，認為至少有14,500人遇害，而不是俄羅斯官方表示的1,803人。[82]

2024年4月11日，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斯摩棱斯克地區管理局稱該慘案中的波蘭人實際是由德國處決，以及德國偽造了檔案誣陷由蘇聯所為。[1]這批解密檔案還表示，德國不僅捏造了所謂蘇聯參與1940年大規模處決波蘭士兵和軍官的「卡廷事件」，而且還在媒體上大肆宣傳。這批檔案里還公開了一些被德國囚禁的波蘭人的回憶。[2]雖然此前俄羅斯民間一直有此種說法，但這是第一次官方解密文件支持此種說法。此舉遭致波蘭的反對。[101]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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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NKVD Order № 00794/B

54°46′N 31°47′E / 54.767°N 31.783°E / 54.767; 3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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