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Aizag/工作区3
日期 | 1953年6月26日至12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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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 苏联 |
发起人 | 尼基塔·赫鲁晓夫 |
参与者 | 格奥尔基·马林科夫 尼古拉·布尔加宁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 格奥尔基·朱可夫 基里尔·莫斯卡连科 帕维尔·巴季茨基 |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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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 | 拉夫连季·贝利亚 |
指控 | 叛国罪、恐怖主义和反革命罪 |
判决 | 死刑 |
贝利亚事件(俄语:Дело Берии[1])是指1953年6月26日发生于苏联的一次政变活动,以尼基塔·赫鲁晓夫为首的政治集团于会议上逮捕内政部长拉夫连季·贝利亚,并以其组织的军事法庭将其判处死刑,于同年12月23日,是在苏联最高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去世后政治权力斗争的标志性事件。
背景
编辑拉夫连季·贝利亚
编辑斯大林之死
编辑改革活动
编辑行动策划
编辑党政人物
编辑军方
编辑逮捕
编辑审判
编辑处决
编辑结果
编辑苏联国内
编辑贝利亚的逮捕造成苏联国内外的政治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
编辑贝利亚事件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引发强烈的政治风波,部分国家亦出现改革派与保守派势力消长的变化。在东德,贝利亚倒台进挽救了乌布里希政权、改革派的统社党要员鲁道夫·赫恩施塔特与汉斯·詹德烈茨基失势,遭开除党籍,连同其“新路线”方针也被视作反对在东德实施共产主义的阴谋。在匈牙利则发生与东德相反的情况,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曾试图以贝利亚倒台为借口取消由后者强加的改革政策,但遭政府领导人纳吉·伊姆雷等人的反对,莫斯科方面支持纳吉进行改革活动,尽管其规模与深度远不及贝利亚的程度。在朝鲜,执政的朝鲜劳动党发生清洗,截至1953年8月超过10名党领导人遭到处置,至少有一名政府高级领导人自杀身亡。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其领导人长期抵制斯大林去世后的改革风气,因此在贝利亚事件后受到的冲击远比其他国家小。
南斯拉夫方面的反应则具有两面性,既认为此事件标志斯大林去世后的领导层才真正与斯大林主义分道扬镳、苏联的党组织地位上升、消除日后再度发生权力更易的可能,视苏联可能以本事件为契机,重回非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路线。同时也对自1948年即交恶的两国关系十分谨慎的观望。1953年8月8日,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苏联将与南斯拉夫外交关系正常化。在“吉拉斯事件”后,赫鲁晓夫以此为契机写信给南国,将1948年两国关系破裂的责任推给贝利亚,称后者与同伙在1948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捏造了对南斯拉夫的指控,同时也抨击南斯拉夫的吉拉斯也是破坏两国关系的祸首之一,因此双方都有责任,狄托对于赫鲁晓夫的说法则并未接受,前者提醒目前的苏联领导人当时都如贝利亚一样、是斯大林的核心领导成员,因此在1948年关系破裂的责任是相同的,并否定了吉拉斯在两国关系的责任。
中国方面,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对贝利亚被以宫廷政变的形式下台批评:“作法粗暴”、我“对此有意见”,再称:“贝利亚是苏共主席团成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处理他理应名正言顺,理应召开中央全会,由全会做出正式决议”。然而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尚属友好,且贝利亚确实犯有若干罪行,因此中国官方公开转载苏共中央对贝利亚的抨击,并同样撰文批判后者。至中苏交恶后,出于对斯大林的维护,中方将其罪行全部推给雅戈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贝利亚的此一形象一直保持到苏联解体后,才有学者根据俄罗斯政府公布的档案为据发表较为客观的若干论文、重新审视“贝利亚事件”的性质。
其他国家
编辑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外,贝利亚的去职同样引起轩然大波,占据当时西方各大报纸的头条,引起记者与政府官员对整起事件的热烈臆测,当时正在法国渡假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查尔斯·波伦便立即飞回华盛顿,与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商议。由于本次事件发生与斯大林去世的时间间隔过短,且发生的如此突然,使当时大多数外国观察家认为苏联政权仍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脆弱状态,不过对于日后苏联政府将采取何种政策意见不一,一些人认为日后可能采取与贝利亚相对柔软的改革方针相悖,走上更为强硬的路线,其他人则认为苏联领导层无法承受政策再度更易的风险。至于贝利亚被指控的罪名几乎无人认真看待,大多人认为其为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国家的观察家并未推断出赫鲁晓夫为推翻贝利亚的主使者,而误以为是马林科夫策划本次事件[2]。
后续
编辑相关条目
编辑注解
编辑注脚
编辑- ^ Воронов, Владимир. Судебное «дело Берии». www.sovsekretno.ru. [2022-01-06].
- ^ Knight(1993年),第217页
参考文献
编辑- 列昂尼德·姆列钦.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ISBN 7-5011-5046-X (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