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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原住民

半岛原住民（马来语：Orang Asli）是生活在马来半岛的原住民族，他们是马来半岛最古老的居民，约有二十万人，主要分布在马来半岛中部的山区和山麓的森林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是狩猎者和采集者[2][3]。

半岛原住民
Orang Asli
马六甲的半岛原住民
总人口
178,197 (2010)[1]
分布地区
 马来西亚
语言
亚斯里语支
土著马来语
宗教信仰
万物有灵论、基督教、伊斯兰教
相关族群
尼格利陀人、马来人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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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仑高原的半岛原住民演奏传统鼻笛

“Orang Asli”一词是相对较新的称呼，至1960年代初才被正式使用。半岛原住民长期以来并没有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人口类别，正如原住民本身没有这样的认识一样，马来半岛南方地区的其他居民常称他们为“雅贡”（Jakun），北方地区的居民则称他们为“沙垓”（Sakai）[注 1]。在英国对马来半岛的统治即将结束时曾试图以某种方式对这些不同的群体进行分类，后来所有的半岛原住民群体都被称为“Aborigines”，作为正式名称出现在英属马来亚宪法的英文版和国家的法律中。[5]

半岛原住民对这两个名字都有负面看法。马来语中的Sakai和英语中的Aborigines带有贬义，马来语Sakai意为“依赖的”、“被征服的”、“奴隶”。在195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但在马来亚共产党为了获得半岛原住民部落的支持而开始称他们为“Orang Asal”（意思是“土著人”）后，当局为了争取土著人民而开始使用相同的术语来称呼他们。于是，新的、稍加修改的“Orang Asli”诞生了，它带有同样的“原住民”的意思。在马来西亚华语中，“Orang Asli”一般翻译为“半岛原住民”。在大马以外的中文地区，“Orang Asli”有时也被音译为“亚斯利人”、“阿斯利人”或“奥朗阿斯利人”。[5]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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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半岛原住民人口（2010）[6]

  彭亨 - 63,174（39.24%）
  霹雳 - 51,585（32.04%）
  吉兰丹 - 13,123（8.15%）
  雪兰莪 - 10,399（6.46%）
  柔佛 - 10,257（6.37%）
  森美兰 - 9,502（5.90%）
  马六甲 - 1,502（0.93%）
  登嘉楼 - 619（0.38%）
  吉打 - 338（0.21%）
  吉隆坡 - 316（0.20%）
  槟城 - 156（0.10%）
  玻璃市 - 22（0.01%）

为便于管理，英属马来亚政府以半岛原住民的身体特征、语言血缘关系、文化习俗和地理定居点制定了土著部落的分类。将半岛原住民18个民族分为3大类：

塞芒人是身材矮小、卷发、深色皮肤的游牧狩猎采集者，塞诺人身材比塞芒人高、卷发、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并定期改变他们的居住地，土著马来人深色皮肤、正常身高、直发、通常是定居农民。在所有3组人中也有不同水平的外来血统，由于文化接触而交换的塞芒人基因也可以在土著马来人和塞诺人个体中找到。[7]

半岛原住民中最大的群体是塞诺人，约占半岛原住民总人口的54%。土著马来人占43%，塞芒人占3%[8]。根据2006年的人口普查，半岛原住民的人口数量为141,230。其中，36.9%居住在偏远村庄，62.4%居住在马来村庄的郊外，0.7%居住在城市和郊区[9]。半岛原住民是马来西亚最贫穷的社区，贫困率为76.9%[1]。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有50%的半岛原住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马来西亚全国的这一比例为3.8%[10]，其中35.2%的半岛原住民人口被列为“非常贫穷”[6]。大多数半岛原住民生活在农村地区，而少数人已迁入城市地区。1991年，半岛原住民的识字率为43%，而当时马来西亚全国的识字率为86%[1]。他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为53岁（男性52岁，女性54岁），而马来西亚全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3岁[6]。2010年马来西亚的全国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8.9，但在半岛原住民中，该数字为千分之51.7[11]。

年 1891 1901 1911 1921 1931 1947 1957 1970 1980 1991 2000 2010
人口 9,624[12] 17,259[12] 30,065[12] 32,448[12] 31,852[12] 34,737[12][6] 41,360[6][13] 53,379[6][13] 65,992[12][6] 98,494[12] 132,786[6] 160,993[6]
 
霹雳州的半岛原住民传统杆栏式建筑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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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芒人和塞诺人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土著马来人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大部分半岛原住民语言都面临灭绝的威胁[14]。半岛原住民语言在马来西亚没有官方地位，虽然一些基督教传教士以及官方媒体用半岛原住民语印刷宣传材料，但一直没有出现半岛原住民语文学作品。虽然半岛原住民重视识字，但他们不太可能支持以马来语或英语为基础的母语写作[15]。

半岛原住民语的无线电广播始于1959年，Asyik.FM目前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在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以四种半岛原住民语言进行广播，该频道也可通过互联网访问[16]。土著语言发展的另一个进展是发行了半岛原住民语流行音乐的个人录音，可以在Asyik.FM上听到[15]。

马来西亚的一些州正在尝试将半岛原住民语言引入小学的教育过程。但当局对发展土著语言感兴趣的原因是减少半岛原住民儿童在学校的不规律出勤率，这仍然是马来西亚教育系统的一个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尝试还没有成功，因为半岛原住民语言本身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也没有为他们开发出标准化的拼写系统[15]。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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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群体的位置以及马来半岛定居者的演变和同化

近年的基因研究将他们确定为44,000至63,000年前来自非洲的第一批移民的后裔，几千年来，它们经历了局部演变，最近的研究还表明，塞芒人人和其他尼格利陀人种之间存在遗传差异，例如土著安达曼人血统和来自菲律宾群岛的血统。[7]

大约6,000-6,500年前，气候条件趋于稳定[17]，马来半岛进入新石器时代[18]。与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人口的基因相关的新人群正在抵达马来半岛，这些移民带来了新技术、更好的工具和陶瓷制作技艺。在马来半岛，刀耕火种的农业很普遍。传统上认为这些移民与塞诺人的祖先有关[17]，但基因研究表明，新人口的涌入很少，而且移民与当地人混合在一起[19]。半岛原住民大约在大约3800到3700年前形成。2800-2400年前，亚斯里语支开始在马来半岛的北、中、南分化发展[15]。

公元前1000年，一些讲南岛语的人开始抵达马来半岛，可能来自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17]。根据语言学家的说法，其中一些早期的非马来人来自马来-波利尼西亚人[19]。这些原始马来部落主要为居住在沿海和河流沿岸的地理上分裂的小部落，而半岛内部丛林地区则完全由当地人口居住。每组原始马来人都发展了他们的当地特色，适应了当地的具体情况[15]。

半岛原住民一直保持独立发展，直到第一批来自印度的商人在公元的第一个千年抵达[20]。该地区奴隶贸易的发展是影响半岛原住民命运的重要因素。根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724年，即早期与三佛齐王国接触期间，对半岛原住民部落的奴役就开始了[21]。根据伊斯兰教法，穆斯林不能成为奴隶，因此奴隶猎人的目标集中在原住民身上。正是在这个时候，马来人开始使用贬义词sakai，意思是“奴隶”，来称呼半岛原住民。16世纪初位于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亚齐苏丹国派出特别探险队在马来半岛捕捉奴隶，马六甲当时是该地区最大的奴隶贸易中心。在18和19世纪，袭击原住民村庄的奴隶掠夺很常见。原住民定居点被摧毁，成年男性被系统地处决，而妇女和儿童被俘虏后卖为奴隶[22][23]。

新情况促使许多半岛原住民进一步向内陆撤退，以避免与外人接触。依靠僻静的地理位置和游牧和半游牧生活方式，设法从马来化过程中幸免于难，因此他们得以保留和发展了自己的地方语言、习俗和宗教仪式[24][25][26]。马来人定居点通常位于海岸或河流沿岸，随着马来人不断涌入，原住民慢慢撤退得离海岸越来越远。他们被分成小部落，主要集中在山麓和山区，占据某些生态位，如河谷。他们与邻近的外来者接触有限，因为马来人很少进入内陆丛林。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半岛原住民群体在与马来人进行经济往来和贸易[25]。

英国定居点的建立给半岛原住民的生活带来了进一步的外来影响。当马来半岛被英国殖民时，英国殖民政府承认马来人为“土著”，而半岛原住民则为“原住民”[12]，认为他们是马来统治者的臣民[13]。英国人没有关注该国内陆原住民社区的实际自治，半岛原住民智力有限、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手无寸铁的生物的形像被创造出来。因此政府开始了针对半岛原住民的家长式政策[13]。英国殖民政府于1884年正式禁止马来半岛的一切形式的奴隶制，但在实践中它甚至在1930年仍然存在[12]。然而，英国当局忽略了关于原住民的其他事项，只有开始向原住民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以及在半岛土著人口中看到他们研究的未耕种的领域和有趣的研究课题的人类学家才开始对他们进行研究[27]。

 
1906年雪兰莪州的半岛原住民村庄

为了镇压共产党游击队，英国政府将半岛原住民从共产主义影响地区强行迁移到所谓的“新村”系统，在那里他们被送到根据布里格斯计划由政府控制的定居点居住。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对半岛原住民来说是悲剧性的，半岛原住民被迫仓促搬迁到建造好的安置营。数百名脱离传统土地的人在这些人满为患的营地中丧生，主要是由于精神抑郁和传染病[13]。

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政府于1961年通过了一项政策，旨在将半岛原住民融入更广泛的马来西亚社会[27]。1980年代是半岛原住民历史的转折点，在这十年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28]，与此同时，对政府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伊斯兰运动和原住民的融合政策，采取伊斯兰化的形式[12]，马来西亚政府应用所谓的“积极歧视”政策，为皈依伊斯兰教者提供住房、水电、车辆、学费、奖学金、医疗保健和公务员晋升机会[29]。

半岛原住民对夺取其传统土地和资源的反应范围从压抑的默认和简单的政治游说到大声抗议和要求法律保护。为了应对土地侵占，半岛原住民于1976年发起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动员，创建了马来西亚半岛原住民协会（Persatuan Orang Asli Semenanjung Malaysia，POASM），这让他们拥有了更强的发言权和更高的知名度。POASM能够成为整合半岛原住民社区的不满和需求的焦点，该组织越来越受欢迎，2011年约有10,000名成员[17]。由于半岛原住民协会的活动，半岛原住民社区感到更有凝聚力，在社会中更加引人注目，并宣称自己是一个文化和政治实体。1998年，POASM成为全马原住民网络（Jaringan Orang Asal SeMalaysia，JOAS）的成员，该网络是沙巴、砂拉越和马来西亚半岛土著组织和运动的非正式协会。马来半岛原住民甘榜网络（Jaringan Kampung Orang Asli Semenanjung Malaysia）也倡导半岛原住民的权利，并寻求向政府和公众代表半岛原住民的利益[17]。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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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原住民传统房屋内部

传统的半岛原住民宗教由复杂的信仰和世界观系统组成，这些系统赋予半岛原住民世界意义、人类生活意义和道德行为准则的概念。半岛原住民传统上是万物有灵论者，他们相信各种物体中都有灵魂存在，使半岛原住民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大多数半岛原住民相信宇宙由三个世界组成，即天体上层世界、地球中层世界和地下下层世界。这三个世界都居住着各种超自然生物（精神、鬼魂、神灵），它们对人类既有益又有害。其中一些超自然生物是个体化的实体，有自己的名字，并与特定的自然现像有关，例如雷暴、洪水或果实成熟。大多数原住民相信雷神通过可怕的风暴来惩罚他们[30]。

然而在21世纪，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接受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一神论宗教[31]。彭亨伊斯兰宗教委员会2015年宣称要将州内所有的半岛原住民变为穆斯林[32]。2007年6月4日，吉兰丹州的一家半岛原住民教堂据称被州政府拆除，2008年1月当地原住民对吉兰丹州当局提起诉讼[33]。受影响的半岛原住民还寻求根据马来西亚宪法第11条，声明他们有权信奉自己选择的宗教并建造自己的宗教场所[34]。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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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原住民的简易房屋

《1954年原住民法令》（134号法令）是唯一专门适用于半岛原住民的法律。但是，该法令还包括原住民事务部可自行决定命令原住民离开保留地，并自行决定向受影响的人提供赔偿[35]。州政府也可以随时撤销这些土地的保留地位，半岛原住民将不得不搬迁，州政府也没有义务支付任何补偿或分配土地[36]。半岛原住民与州政府之间的习惯性土地纠纷仍时有发生，2016年5月，吉兰丹州政府因与半岛原住民社区的土地纠纷而被起诉[37]。在任命村长时，原住民事务部主要关注候选人对马来语的了解以及他遵守指示的能力[35]。

半岛原住民实际上不享有与其他社区同等的宪法权利，而是一切都取决于政府。他们被视为一个无法处理自己事务的族群，需要政府干预以确保他们的保护、福祉和发展。半岛原住民社区无权确定自己的身份、某些人与社区的从属关系，或确定社区本身（土著群体）。州政府如此强大的权力不适用于马来人或沙巴和砂拉越的本地人[10]。尽管半岛原住民完全符合“土著人民”的国际定义，但他们在国家层面的“原住民”具有特殊意义。自殖民时代以来，马来人一直被视为马来西亚的“原住民”。根据当地观念，原住民是从未形成“有效国家”并依赖马来国家的“原始”人社区。还应考虑到马来世界对“马来人”一词的看法。这里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的出身，而是一个人与“完全土著”人口相比在社会中的更高地位，其特点是伊斯兰教的实践，马来语的知识，遵守马来社会的规范。还有一个特定的短语“masuk Melayu”，即“成为马来人”，当这些人中有相当多的人达到了这些要求[10]。

另一个问题是，马来西亚州政府根本不承认半岛原住民是联合国文件所定义的意义上的“原住民”[13]。不出所料，这样的政策在原住民中产生了一种自我分化的感觉，以与社会其他人区分。越来越多的半岛原住民寻求捍卫他们的个人和集体身份，以对抗包括州政府在内的“局外人”的权力。在此基础上，他们形成了一种“土生土长”的感觉，这是他们与大多数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我肯定。半岛原住民的“本土性”是他们试图捍卫更广泛的政治自治。一些半岛原住民团体在志愿律师的支持下，在法庭上维护他们对传统土地和资源的宪法权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根据普通法原则和土著人民的国际权利要求政府的赔偿[17]。

半岛原住民拥有与该国其他公民平等的投票权，参与国家和州选举。自1957年独立以来，从半岛原住民中产生了五名参议员[38]。然而，半岛原住民在国家行政机构中没有真正的代表。由于有权代表特定土著社区利益的组织或个人由州政府决定，情况变得复杂。因此，这些代表在他们的活动中并没有反映他们所在社区的思想、需求和愿望，而且他们也不对其负责[15]。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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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原住民的传统钻木取火方式

自1957年独立以来，马来西亚政府开始制定全面的半岛原住民社区发展计划，1980年开始建立原住民定居点，其中霹雳州6个，彭亨州7个，吉兰丹州3个，柔佛州1个[39]；共有3,015个家庭居住在其中[17]。重置计划（RPS）针对偏远和分散的定居点，并将组织半岛原住民农业活动作为他们的主要生计来源。实施了引进橡胶、油棕、椰子和果树等经济作物的计划。这些计划主要由两个政府机构实施，即橡胶小园主发展局（RISDA）和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局（FELCRA Berhad）[38]。

1999年，马来西亚政府批准并实施了村庄重组项目，为现有半岛原住民村庄的基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现代化，截至2004年，该项目覆盖了217个原住民村庄。545个原住民村庄（63%）通电，619个村庄（71%）获得供水。还修建了2,910公里的乡村公路，可通往631个（73%）半岛原住民村庄[38]。近来，经济发展向内陆地区扩展。一个试点项目正在彭亨州瓜拉立卑地区的Pantos村实施，该项目涵盖了200个家庭[38]。马来西亚政府寻求消除包括半岛原住民社区在内的公民的贫困。为了让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政府认为向半岛原住民传授这样做所需的技能很重要。作为其经济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原住民事务部开设了作物和牲畜护理、创业课程、物质援助和设备方面的培训课程，供土著人民开办自己的企业，例如杂货店、餐馆、机械商店、网吧、建筑公司、渔业、马铃薯、石灰、罗非鱼水产养殖、家禽、山羊等，拨款还被用于建造商业空间，原住民企业家可以在那里经营和销售他们的产品[40]。原住民事务部在为原住民组织培训并制定培训计划[41][42]。

长期以来，JHEOA并不认为教育是一项特别重要的职能，因为培训标准非常低，半岛原住民的基础设施和培训设施明显不足，所有这些都导致半岛原住民的中小学辍学率异常高。然而从1995年开始，半岛原住民教育的责任转移到教育部，到2001年，所有原住民学校都将永久转移到该部之下。可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步骤，将以公立学校为模型的国家课程引入了半岛原住民的教育系统。[38]

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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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原住民抗议澳洲稀土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开发活动

半岛原住民社区的贫困发生率很高，他们属于马来西亚人口中最贫困的群体。1997年，80%的半岛原住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与马来西亚全国8.5%的贫困率相比，这个比例非常高。[43]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2007年有50.9%的半岛原住民家庭生活在贫困中，15.4%的贫困人口生活在高度贫困线以下。这些数字分别与马来西亚全国7.5%和1.4%的数字形成鲜明对比[6]。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2010年的数据，76.9%的半岛原住民人口仍处于贫困线以下，其中35.2%被归类为生活在高度贫困中，而全国则为1.4%[6]。

其他指标也表明半岛原住民的生活质量低下，这尤其体现在许多家庭缺乏基本的便利设施，例如管道、厕所和通常的电力。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1997年只有47.5%的半岛原住民家庭拥有某种形式的室内和室外供水，3.9%的家庭仅依赖其他水源，如河流、溪流和井水满足他们的用水需求。43.7%的半岛原住民住房单位缺少厕所作为基本的便利设施，而马来半岛的这一数字总体上仅为3%。51.8%的半岛原住民家庭使用煤油灯来照亮他们的家。[44]

另一个低财富指标是许多半岛原住民家庭缺乏基本的家庭用品；包括冰箱、收音机、电视、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等，这些都可能反映他们的幸福状况。1997年22.2%的半岛原住民家庭没有任何这些家庭用品，农村地区只有35%的半岛原住民家庭拥有摩托车，这是山区的一种重要交通工具[44]。马来西亚政府认为半岛原住民社区贫困的原因包括过度依赖丛林觅食[45]，生活在偏远和交通不便的地区[46]，低自尊心和与其他社区隔绝[46]，教育水平低[46]，低储蓄或没有储蓄、缺乏现代就业技能、土地侵占和缺乏土地所有权[45]。

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的土地和资源一直是半岛原住民唯一的生计来源。大多数半岛原住民仍然与传统领域的环境保持着密切的身体、文化和精神联系。作为政府发展计划的一部分的对原住民的搬迁计划剥夺了他们的这种联系，并迫使他们适应新的生活条件。国家和大公司对传统原住民土地的侵占、森林砍伐、橡胶和油棕种植园的建立以及旅游业的发展正在破坏半岛原住民传统经济的基础，迫使许多人转向乡村或城市地区的生活方式。失去传统土地成为他们的陷阱，导致他们陷入贫困。[47]

在马来西亚独立后，为半岛原住民提供的医疗服务以及为他们提供的治疗和预防设施有了显著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与其他社区相比，半岛原住民社区的健康标准仍然很低。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感染各种传染病，例如肺结核、疟疾、伤寒等。半岛原住民尤其是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也很紧迫[48]。由于缺乏适当的教育，半岛原住民无法在整个社会中具有竞争力[49]。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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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沙垓”中文译名出自明张燮《东西洋考》卷四〈柔佛〉条：“港外多列沙垓〈犹中华蚕户〉”，南洋史地学家许云樵沿用之。[4]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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