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
黃遠生(原名黃為基,字遠庸,筆名遠生,1885年1月15日—1915年12月25日),江西九江人。少年勤奋好学,曾在两年内连中鄉試、會試、殿試三榜而文名大噪。民國初年,成為著名記者,以敢於批判時政聞名。他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支持进步党,黄远生所写文章在当时政界有巨大影响。他主张新闻审查,后来又反对袁世凯称帝,得罪了不少要人,于1915年到美国三藩市,却在当年12月25日被人暗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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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
编辑其出身於書香世家,其祖父中過進士、做過縣令,其父亦是秀才,但终生不第,久客浙江。母姓姚,也出身於書香門第,為「漢上名族,習禮明詩」,黃遠生之「問學,實資母教」。[2]
生平
编辑16岁考取秀才,后入南浔公学,因学潮罢课,未及毕业离校,后投考南洋公学,未考中。
20岁时中举人,次年入京参加会试,考中光绪甲辰进士。后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1909年回国,授予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和编译局纂修官等职。
辛亥革命后入报界。记者生涯是从1912年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最出名时,任上海《时报》、《申报》驻北京特约记者,为其撰写北京通讯[3]。
1913年二次革命后,黄远生上“条陈”给袁世凯,建议对国民党的报纸与报人进行限制与监视。[4]
1915年,袁世凯积极筹备帝制。黄远生原本允袁之邀请,俟上海《亚细亚报》成立时任该报总撰述。[5]筹安会成立后,袁世凯派人四处收买赞同帝制的文章。[5]梁启超拒绝二十万元稿费,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明确反对帝制。[5]黄远生作一文敷衍了之,袁世凯复请黄再作一文,黄乃离京以避之。[5]9月5日抵沪,于《申报》刊登启事,声明反对帝制,并将不会担任上海《亚细亚报》的总撰述。[5]黄后来致函章士钊说明,当初写所谓赞同帝制的文章实“出于不得已”。[5]
1915年11月,黄远生东渡日本,再乘坐“佐渡号”轮船赴美,22日抵達美国[6]。黄在《游美随纪》中称,对自己“随波逐流,妄谈国事,自欺欺人”,深表悔愧。[5]12月25日晚6时许,在旧金山唐人街回旅馆途中被枪杀。
死因争议
编辑关于黄远生之死,早期的说法有:被旅美爱国华侨或反袁人士认作袁党而刺杀;袁世凯怨其背叛自己而派人刺杀[1]。
民国记者戈公振认为,黄远生被误以为支持帝制错杀,因当时“帝制议起,袁之爪牙,以黄之通信极能吸引读者,嫐其作赞成帝制之文。上海《亚细亚报》成立,并约其为总撰述。时帝制派炙手可热,黄不敢显为反对,姑以似是而非关于帝制之文应之。”《大公报》记者徐铸成、法学家林志钧皆认同此说。[7]
1984年,黄远生长子黄席群在写作《追忆先父黄远生》一文时分析称:“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他是死于袁世凯派遣跟踪的刺客之手,还是遭到在美洲的国民党人杀害,总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贼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如果是死于袁党之手,正因为我父亲不但不接受袁贼的笼络收买,反而于游美之前公开在报上表示反对变更国体;如果是死于国民党人之手,那就该怪这帮人没有弄清事实,竟误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杀害一个平白无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确是冤哉枉也”[8]。
1985年9月在江西九江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認為黄远生是由时任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註 1]副支部长、民国维持会会长林森指派其警卫、老同盟会员刘北海开枪刺杀的。1932年林森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后, 曾给刘北海颁发奖状,奖励他刺杀黄远生的“义举”[1][10]。之后,研究者大都倾向于这种判断[11]。此外,黄席群曾在1989年3月通过台湾友人来信得知,台湾报纸1967年报道,指使刘北海暗杀黄远生的不仅是林森,还有孙科[12]。
《文史参考》杂志社编辑纪彭称,1980年代,劉北海于臨死前說出真相,刺杀行動由林森指揮,而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孙中山,刺殺動機是孫中山不滿黃遠生對革命黨人的批評,例如揭露、批評孫以國家利益換取日本人的資金援助,影響了海外華人對孫的印象及捐獻,阻礙了孫的行動計劃[8]。然而学者杉木指出,“孙中山下令”一说,最早见于某调查记者的博客,却没提供任何的证据。之后,此说屡见于媒体,也只是不断重复,至今没有给出证明。[13]陈忠平教授指出,林森首次向孙中山报告黄远生抵美情形,其信件寄出到黄被刺杀仅有8天时间,而当年邮轮横渡太平洋费时10天以上,身居日本的孙不可能有时间下令;黄远庸从民初以来,其在党争以及袁世凯帝制运动中的影响决定了他的悲剧,林森暗杀黄远庸主要出于政治误解,而与他以往的新闻报道文字无关。[14]并且刘北海死于1967年[14],纪彭却将“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举办的时间当作其逝世时间,在基本事实上出错。
学者张光芒指出,虽然黄远生在上海声明与《亚细亚报》断绝关系,但《亚细亚报》仍公开列黄远生为总撰述,黄只得继续连续七日发表声明决裂。旧时信息传递较慢,再加上真假信息交杂,远隔重洋的华侨无法及时了解袁、黄决裂的事实,以为黄远生仍赞成袁世凯称帝。黄远生之死是客观条件限制下的一起政治误会。[15]
評價
编辑在五四前後,林志鈞(《〈黃遠生遺著〉序》)、羅家倫(《近代中國文學的變遷》)及胡適(《最近五十年來之文學》)等人都奉黃遠生為「新文藝」先驅,對此,隨後的研究也對此無異議[16][註 2]。
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专家方汉奇评价说,黄远生标榜言论公正客观,但他在民初的党争中并不超然独立,而是有所偏袒的。他贬抑孙中山,排诋同盟会和国民党,赞助、支持共和党和后来的进步党,政治上有明显的倾向和爱憎。对袁世凯,他是持拥戴态度的,虽然也对袁的怙势揽权、大借外债等倒行逆施作过批评,但只是小骂大帮忙,并非立场上的敌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以后,黄远生态度暧昧,在袁的压力下写了含糊赞同的文章,一度接受御用报纸《亚细亚报》总撰述的名义,直到最后才表示决裂,但在访美途中被当作袁党刺死。[17]
学者张克明指出,论者多以黄远生为反袁记者,但新披露的档案表明,黄批评袁不代表反袁。黄原是维新派一员,民初参加进步党,与国民党分庭抗礼。黄视袁为“不易得人物,思有利用以救国。”二次革命后上陈袁世凯,支持对国民党稽查通缉,称国民党为“叛党”,地方反袁势力为“附逆”。黄虽然反对帝制,难以定为帝制派,但黄与袁世凯的关系比以往论者主张得更亲近。[7]
学者罗星认为,黄远生不是一个革命派,他的思想始终没有突破改良主义,正如他在《忏悔录》中所说:“既不能为真小人,亦不能为真君子”。1915年9月,袁世凯准备称帝前夕,想让黄远生写一篇劝进的文章,黄远生写了一篇文章敷衍。但发表之后,既不讨好袁世凯,又为自身招众疑。黄远生离开北京后,虽在上海发表声明与袁世凯决裂,并赴美国,但没逃过国民党的报复。[18]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陈鸣钟在“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直陈,1913年二次革命后,黄远生上“条陈”给袁世凯,建议对国民党的报纸与报人进行限制与监视。说明黄远生一面对袁世凯批评、揭露,另一方面也存在幻想,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直到袁世凯公然推行帝制,黄远生才宣布与袁决裂。[4]
新闻事业贡献
编辑著作
编辑他死后,其友人将他的文章收集整理,出版了《远生遗著》,是中国第一部通讯集。
注释
编辑- ^ 孙中山于1914年7月8日成立中华革命党,并通令海内外国民党党部一律改名为中华革命党,但美洲总支部向东京总部力争,准以沿用“国民党”[9]。
- ^ 研究者對黃遠生在新聞通信領域的貢獻非常關注,其政治傾向、政黨理論也吸引了很多研究者的注意。參見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Oi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Timothy BWeston,“The Form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theNew Culture Community,1913-1917”,Sage Publications,Inc.,Mordern China,Vol.24,No.3(Jul.,1998),pp255-284.後者有論述章士釗和黃遠生對待新文藝的不同態度問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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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方汉奇,《中国新闻通史》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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