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文

李正文（1908年—2002年），筆名岳光、里正，男，山東濰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教育家，曾任中國邏輯與語言函授大學校長，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中華職業教育社副理事長。

生平

1930年憑優異成績進入東北大學。

1933年10月，經北平社聯黨團書記宋劭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成為社聯黨團成員，從此成為職業革命家。

1934年底，赴莫斯科學習。

1937年夏，在蘇聯「肅反」中橫遭誣告被捕，在西伯利亞的勞改營中九死一生。直到1939年經反覆致信史達林強烈申訴後方得平反獲釋。

1940年，被蘇聯作為「政治犯」遣返中國。

1941年初，在重慶找到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徐冰，要求恢復組織關係，後經閻寶航幫助請求蘇聯大使館的武官羅申查詢到蘇聯方面證明李正文已經平反，但蘇方要求他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徐冰則堅持他必須服從蘇方決定。因此，李正文在抗戰期間在上海從事的地下工作是在共產國際東方部而非中共的直接領導之下進行。

抗戰勝利後至1949年，繼續在上海以大夏大學經濟學教授身份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三委員之一。

1950年，任華東人民革命大學負責教學工作的副校長。

1952年，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後又兼任副校長。

1954年秋，調北京高教部任職。

「文革」後期（1974年後），曾參與指導國務院科教組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中的資料翻譯工作。

1983年5月28日至30日，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大會選舉了第一屆理事會成員，他出任常務理事。

1995年11月，獲俄羅斯政府授予「國家級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紀念章」。

傳奇經歷

李正文一生經歷豐富多舛，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遭際可稱傳奇。

一九三三年，他在當時的北平社聯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社聯於1934年停止活動後，他想去蘇聯學習馬列主義理論。1935年，他從上海經海參崴、伯力到達莫斯科，旋即被蘇聯國防部送到 一所無線電學校，實際上是被培訓從事情報工作。他對此毫無思想準備，幾經交涉之後，校方只為他單設了列寧主義問題課程，但仍必須同時學習（對日）情報專業所需的課業。至1936年在該校結業時，他已經掌握了俄文。

一九三七年，正當他住在莫斯科郊區的一幢號稱國際招待所的宿舍大樓中等待分配工作時，竟然毫無來由地被人誣告是日本特務！當時適逢蘇共「肅反」擴大化即「大清洗」，他與其他幾人被捕，審訊者不容他們分辯，將他們判刑入獄。1938年，李正文被送到位於西伯利亞北端的勞改營，在那裡經受了酷烈的非人折磨。同時被難的有姚艮等中國難友，互相幫助並給予精神支持。他不斷給史達林寫信，引用斯氏所說「只有布爾什維克才能辨別敵友」的話，問道「我為什麼就不能被辨別呢？」1939年9月，李正文得到正式宣告，「撤銷原判，平反釋放」，但不准回莫斯科，而是作為「政治犯」被遣返回國。

一九四零年夏天，李正文從新疆塔城出發，經迪化（今烏魯木齊）、安西、蘭州、西安、寶雞、成都，於1941年1月到達重慶，找到了駐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和該處的負責人徐冰見了面。徐冰聽了李的詳細敘述後說：「你在蘇聯被捕過，要解決黨的關係，必須要有蘇聯政府正式平反的書面證明。」李找到原在東北時就已相識並十分敬重的閻寶航，請他幫助。閻是中共秘密黨員，直接受周恩來領導。他對李正文在蘇聯的不幸遭遇很同情，遂迅即找到蘇聯大使館武官處的羅申幫助查詢。蘇聯方面的答覆很快，說李正文是一位好同志，1937年被捕是一場誤會，早已正式平反，並要李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李不情願，便欲推託。但羅申說：「這是決定，你必須留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李正文拿了蘇方證明去見徐冰，也匯報了蘇方的意見，但表示自己迫切希望回到中國黨來。徐說：「既然共產國際要留你在他們那裡工作，你就應該在那裡工作，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不能和共產國際搶幹部，挖他們的牆腳，反正你在哪裡都是一樣幹革命。」李一再請求，徐堅不鬆口，李只得接受蘇方決定。羅申要李先協助閻寶航工作。閻將李安排在黃炎培主持的重慶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任顧問，作為職業掩護。

大約在1941年6月15日前數日，閻寶航從國民政府的于右任和孫科處獲悉納粹德國將於日內進攻蘇聯的重要消息。閻一面報告周恩來，一面命李正文立即轉告羅申。（蘇最高當局當時對此將信將疑，但後來得到證實的這一情報具有歷史意義，使蘇聯得以避免更大損失，為此史達林也曾向毛澤東致謝。）1941年7月，共產國際東方部決定派李正文去上海從事對日寇和汪偽的情報工作。上海是淪陷區，除租界區外已全被日軍占領。李正文從重慶乘飛機先到香港，再搭船於8月到達上海，和共產國際東方部上海地區情報工作的負責人接上了關係，自此開始長達八年（1945年抗戰勝利後轉為由中共領導）的地下秘密工作。

抗戰時期，李正文在上海和南京的地下工作中從事的是刺探和分析日軍戰略情報。他既通日語，又善於同日偽方面的三教九流周旋，從中獲取許多重要情報，均及時送達抗戰領導。他是抗戰中的無名英雄之一。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李正文作為中共上海地下黨的重要成員，負責其文化、工商和統戰工作，以大夏大學經濟學教授身份進行公開活動，參與創辦《新文化半月刊》、《經濟周報》、《國訊》（後改為《展望》）等左翼刊物，和工商界上層人士、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建立密切聯繫。

一九四六年春，李正文與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張志讓相識，很快成為知交。同年8月，張志讓和沈體蘭發起組織了上海各大學民主教授聯合會（簡稱「大教聯」），成員從二十多人發展到八十多，其中有馬寅初、周谷城、周予同、蔡尚思、楚圖南、鄭振鐸、葉聖陶、翦伯贊、杜國庠、胡曲園、潘震亞、蔡儀、楊晦、陳旭麓、夏征農、張定夫、鄭太朴、劉佛年、趙紀彬、陳仁炳、孫大雨、張孟聞、張明養、吳澤、方令孺、章靳以等著名教授。李正文在初期即參加了「大教聯」，由張志讓推薦被選為七人幹事會成員，分管組織工作。復旦大學參加「大教聯」的教授最多，先後將近三十人。

一九四八年秋，內戰形勢大變，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禦轉入進攻。許多國民黨軍政人員感到大勢已去，紛紛尋找出路。針對這一形勢，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員會，對軍政各界人士秘密策反，李正文是策委會成員，自此時起完全轉入地下，不再進行公開活動。

在國共雙方爭奪復旦大學的鬥爭中，李正文與張志讓密切配合，說服校長章益，終於讓這所知名學府完好地留在上海。

一九四九年4月上旬，李正文撤離上海去北平。安全抵達北平後數日，又奉命隨三野總部南下。渡江戰役後，他隨軍進入南京，不久又到了三野司令部和華東局所在地丹陽，做解放上海的準備工作。

上海解放後，李正文被華東局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高教處副處長，負責上海各大學的接管工作，並擔任復旦大學和暨南大學的軍代表，進駐復旦大學，旋被華東局任命為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相當校長）。1950年2月，華東局調他擔任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副校長，負責教學工作（校部在蘇州）。1952年2月，李被調回上海，擔任復旦大學的黨委書記，後又兼任副校長，一直到1954年秋天，他奉命離開復旦大學，到北京高教部任職。

必須提及的是，1949年後，中共高層領導（特別是毛澤東）一直深忌原曾與共產國際有過關係的黨員及黨外人士，對於這些黨員，除了要求他們將自己的歷史「講清楚」之外，無論其功績和能力，始終小心地不使他們進入各級領導核心。鬥爭經歷豐富多彩的李正文是其中一例。他只是在離休時在教育部得到「副部級待遇」，但自從1954年從上海調到北京（高教部）後未曾擔任過重要的領導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