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南巡之争
明武宗南巡之争,又称正德南巡之争,为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农历三月的一起政治事件。明武宗在江彬的唆使之下下诏南巡,遭到明朝百官的集体反对,最终以一百余位官员受刑或贬迁,明武宗收回成命而告终。
同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叛乱,史称“宁王之乱”。虽然佥都御史王守仁在七月底即平定叛乱,武宗仍然隐瞒战功,而自封“镇国公”以平乱为由,于同年八月开始南巡。
背景
编辑明武宗即位后,喜爱游玩,宠信宦官奸臣,以刘瑾为首的“八虎”扰乱朝政。正德十年后,武宗又宠信江彬等人,朝廷大权旁落,外有蒙古达延汗侵边,内有宁王朱宸濠意图谋反。而武宗仍然在宣府建立行宫,并巡游太原、榆林等地,耗费大量物资。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武宗返回顺天府。同年三月,即下诏准备南巡。诏书颁布之时,朝廷内外一时哗然[1]。
进谏
编辑舒芬率众翰林进谏
编辑状元及第、时任翰林院修撰的舒芬率先率领翰林院编修崔桐,庶吉士江晖、王廷陈、马汝骥、曹嘉及汪应轸联名上疏反对:
“ |
古代帝王之所以要巡幸狩猎,是为了协调声律度数,统一度量、访求遗老,询问民生疾苦,罢黜庸吏、提拔贤才,考察各级官员业绩,给予升降,使得他们位居合适职位,因此诸侯则有所畏惧,百姓却生活安康。像陛下那样的出巡,不过是和秦始皇、汉武帝相似,放纵私心寻欢作乐而已,是不能实现巡幸狩猎之礼。秦始皇在博浪沙遭人操铁锥袭击,汉武帝微服私访到柏谷不被亭长接纳,那样的祸患已可引以为鉴了。近来对西北的两次巡幸,六师无人统御,各地百姓受困,其悲哀呼喊,上抵苍天,播撒四方,人心为之而震。所以百姓当听闻南巡诏书,均像鸟儿受百兽惊吓闻风逃散一般。而各地官吏又可借迎奉圣驾之名,征用遣发命令苛刻,江淮等地即造成一派骚乱,而各地又牵扯其中,耗资甚多。万一有凶顽不法之徒,趁机作乱,其灾祸就不小了。此外,陛下将镇国公爵位自封,如果到亲王封境,有人依照大臣礼仪对待陛下,陛下是向北朝见还是向南?假如要依循名称,深究亲王大臣矛盾错误之处,那陛下左右宠信之人恐陷入死无葬身之地了。此外,尚有一事使人痛哭却不忍说出:宗室藩国中有暗藏西汉宗室中挑起七国之乱的刘濞同样的祸心,大臣又私怀与五代时不以事贰君为耻的冯道类似的用意,把官俸官位当做家中旧物,把朝廷官署当做集市,将陛下当做可走的棋子,而把成祖夺建文帝位后,除去建文年号,仍称洪武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之事当作常规。只因陛下左右宠信亲近的那些人心智短浅,不能把这些话告诉陛下罢了。假使陛下能够听到此言,即使就到紫禁城门之外,也将警卫保护做到,怎还敢轻骑巡游呢?[2] |
” |
黄巩、陆震之兵部进谏
编辑不久,兵部职方司武选郎中黄巩、员外郎陆震随后即联名上疏劝阻:
“ |
陛下临政多年来,祖先的纲纪法度先坏于逆贼刘瑾,其次坏于佞幸之辈,再次坏与边疆将帅战事不利,大概荡然无余了。天下只知有权臣,却不知道有天子,动乱的根本已经形成,祸变将要发生。所以臣试举当今最急的事加以陈说。 第一,尊崇正学。臣听说圣人主张守静,君子谨慎于出动。陛下游玩无度,流连忘返,出动地也太过分了。臣诚愿陛下高高居住在宫中,凝聚精神镇定思虑,排除外界的纷乱干扰,排斥异端邪说,疏远奸佞小人,延故老,咨询忠诚良臣,这样可以蕴含保养气质,熏陶道德品行。而圣学维新,圣政自然振兴。 第二,疏通进言渠道。进言渠道,是国家命脉。古代,圣明帝王以进言来引导众人,采纳他们的建议而使他们显扬。现在却不同。大臣谈及时政,左右近臣都隐瞒上报。有的涉及弄权奸臣,就扣留宫中不发,而用其他事情加以中伤。使他们虽然不因进言却因他事获罪。因此,虽然有安定百姓的长久之计,谋划国家的最好策略,但却无法传达给圣上。即使有引起国家必乱的大事,有图谋不轨的奸臣,陛下又从何处得知?臣诚望陛下能够广开言路,不要怪罪他们越职言事、不要责怪他们沽名钓誉,如此,忠言将会日渐进呈,只会将会逐渐增广,乱臣贼子也会有所畏惧,不敢放肆。 第三,端正名号。陛下无故自降身份为“大将军、太师、镇国公”,远近人士听闻,无不惊骇叹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谁是天子?天子不以“天子”身份为君,却以“将军”身份为君,那么天下都成为“将军”的臣民了。现在不取消这样名号,昭显天下名分,那么体统就不正,朝廷就不尊严。古代天子也有自称独裁者,最后求作一个平头百姓却不行的。臣私下为陛下此举感到畏惧啊。 第四,戒除出游。陛下开始时游玩嬉戏,不出大厅,在南内驰马追逐,进言的人尚以为不可。随后您临幸宣府,又临幸大同,后又临幸太原、榆林,所到之处耗费资财,惊动众人,郡县不得安宁,致使民间夫妇不能相保。陛下作为百姓父母,为什么竟忍心使百姓至于此种地步呢?最近又有南巡诏令。南方的百姓听闻后争着携带妻子儿女逃难,流离颠沛,怨恨之声纷起。如今,江淮等地又发生大饥荒,父子兄弟相食。天时人事到这样地步,陛下又进一步逼迫,怎么能不流落成为盗贼呢?奸雄窥视,等待时机而起事。变乱从内部发生,届时想回京则无路;变乱发生在外,则望救而来不及。陛下到那时,悔恨已经来不及了。那些位居高位的大臣、专权的宦官、亲近的群小人,他们哪里有丝毫怜爱陛下的善心呢?都希望陛下远行,然后得以擅权放纵,趁机营利。或者,他们也会袖手旁观,如同秦、越之人一样互不相干。陛下应该幡然悔悟,颁布哀痛罪责自己的诏书。取消南巡,撤离宣府行宫,表示不再出行。打开国库,赈济江淮百姓,遣散边防军队,使他们回归编制。清洗先前的错误行为,收聚已经失散的人心,如果这样,那么还能有所作为。 第五,清除小人。自古以来没有小人执政而不亡国丧身的。当今玩弄权术、贪恋富贵的小人,确实大有人在。至于最先开启边事,拿战争当儿戏,使陛下耗费天下之力,竭尽四海资财,伤害百姓之心,都是江彬所为。江彬,只是军队中的平庸之辈,凶残狠毒傲慢怪诞,没有人臣的礼节。臣只看到他有可杀的罪过,却没有听说他有可赏的功劳。现在却赐以国君之姓,封伯爵,以心腹相托,并将京营的重任相托,使得他在外把持兵权,在内蓄谋叛变,形成骑虎难下形势,这必然是产生叛乱的原因啊。天下人切齿怒骂,都恨不得吃了江彬的肉。陛下又为何竟怜悯一个江彬,而不用来向天下谢罪呢? 第五,设立太子。陛下年岁渐高,太子没有出生,祖宗社稷基业摇摇欲坠,无所寄托。正要外出远行观赏游玩,多次遭遇不测,收养的义子布满左右,却唯独不能预先立亲族中的贤人以继承大业,臣认为陛下大概本末倒置了。诚望祭告宗庙,请命于太后,旁从询问大臣,选择皇亲中贤良者一人作为养子,以寄托国人期望,以后诞生皇子,仍让养子出镇藩国,这实在是宗庙国家无穷的福分啊。[3] |
” |
员外郎陆震草拟奏疏将要劝谏,看到黄巩的奏疏后赞叹不已,于是毁掉自己草稿,改为与黄巩联名疏奏。明武宗看后非常愤怒,将两人关于诏狱,又在午门罚跪。众人议论天子将要出行,黄巩说:“如果天子真要出行,我必然牵着他的衣服以死相谏。”他连跪五天期满后,仍然被关在狱中。过后二十多天,他受廷杖五十下,被贬为平民。江彬派人沿途刺杀黄巩,因有治洪主事得知而事先将黄巩藏起,从小道得以逃脱[4]。
吏部、礼部官员进谏
编辑随后,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夏良胜,与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寺博士陈九川联名上疏:
“ |
现在东南的祸患,不仅是江淮等地;西北的忧愁,就近在京师。宗庙祭祀的牌位不能长期虚空;对皇后的孝敬赡养不能长期荒废;后宫后妃的怀孕征祥,仍可早日达成;繁重的国家政务,不能全盘推诿。镇国称号,传闻于天下,恐怕会是产生祸乱的根源;边境将士归属,是在宫禁附近,陛下忘了身边的祸患了么?若继续巡行游乐,臣等将不知死于何处了。[5] |
” |
大量文臣进谏
编辑此时,群臣的大量进谏开始,吏部郎中张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的奏疏随后呈上。之后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等两批奏疏又相继呈上[6]。
太医院医士徐鏊亦以艺术进谏:
“ |
养生之道,好如燃烧的蜡烛,房屋遮蔽则燃烧坚固,大风吹过则流泪。陛下轻视您的万乘之躯,却放纵于嬉戏游乐、骑马射箭、捉鱼猎兽。近来又不畏惧远游,冒着寒暑涉水,饮食又不调和,菜肴无选择,实在不是养生之道啊。何况南方潮湿,容易生病。请求您以国家社稷为重,不要从事鞍马、醉酒之事,喜不要伤心,怒不要伤肝,欲不要伤肾,劳不要伤脾,请享受密室安逸,而躲避暴风祸患。这是臣最大的心愿。[7] |
” |
各奏疏纷纷入宫,武宗与众宠臣读后纷纷大怒,遂命逮捕夏良胜、万潮、陈九川、黄巩、陆震、徐鏊入诏狱,而舒芬、张衍瑞等一百零七名大臣则在午门外罚跪,长达五日。而此时,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瓒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辂、何遵、蒋山卿连名上疏纷纷呈上。
武宗大怒,命周叙、余廷瓒、林大辂等人,与夏良胜等六人一同在阙下罚跪五日,并施加刑具。到晚上,仍然押回囚禁于狱中。诸位百官早晨罚跪,日暮收监,连贯成串如同重犯,在路途看到的人无不落泪。而朝中除了大学士杨廷和、户部尚书石玠上疏论救外,没有敢替他们说话的官员。士民感到气愤,纷纷投石侮辱其他大臣。各大臣感到恐惧,入朝不等察看武宗脸色,就请下诏禁止言事的人,通政司于便拒绝不再接受奏疏[8]。
金吾卫佥事张英血谏
编辑当时,天空接连白天昏暗,禁菀南海子中水涌出四尺有余,桥下七根铁柱像斩断一样。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称:“这是变乱的征兆,皇帝外出一定不吉利。”于是裸露上身,将刀子放于胸前,包裹数升土,手持进谏奏疏挡住皇帝车驾跪下大哭,随即自己刺破胸膛,血流满地。卫士夺过其刀,将他捆绑送入诏狱。问他裹土原因。他称:“恐怕玷污了朝廷,洒土掩血罢了。”被下杖刑八十下,随即身亡[9]。
罪罚与结果
编辑舒芬等一百零七人,在罚跪结束后,各施杖刑三十。因舒芬、张衍瑞、陆俸、姜龙、孙凤为首倡的官员,被降职外调,其余官员夺半年官俸。夏良胜、万潮、陈九川、黄巩、陆震、徐鏊、周叙、余廷瓒、林大辂各施杖刑五十,其余三十人施杖刑四十。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被除名,其余官员贬黜有差别。徐鏊被罚戍边。虽然众人受处罚,武宗此时却不得不收回成命,不再出游[10][11]。
这次事件中,被施杖刑而身亡的官员有:刑部主事刘校、照磨刘珏、工部主事何遵、兵部员外郎陆震、大理寺评事林公黼、行人司司副余廷瓒、行人李绍贤、孟阳、詹轼、刘概、李惠[12]。因杖刑后创伤而去世的官员有:礼部员外郎冯泾,验封郎中王銮,行人王瀚[13]。
后续
编辑虽然此时平息,武宗仍欲南巡。同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叛乱,史称“宁王之乱”。虽然佥都御史王守仁在七月底即平定叛乱,武宗仍然隐瞒战功,而自封“镇国公”身份以平乱之由,于同年八月开始南巡。武宗在返京途中,在淮安清江浦上学渔夫撒网落水患病,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去世。
明世宗继位后,废除大量武宗时期的政事弊病,此次南巡之争的百官均恢复官职或得到升迁。
参考文献
编辑-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79):“又明年三月,帝议南巡。时宁王宸濠久蓄异谋,与近幸相结,人情惶惧。”
-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79):“言官伏阙谏,忤旨被责让。芬忧之,与吏部员外郎夏良胜、礼部主事万潮、庶吉士汪应轸要诸曹连章入谏,众许诺。芬遂偕编修崔桐,庶吉士江晖、王廷陈、马汝骥、曹嘉及应轸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协律度,同量衡,访遗老,问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过如秦皇、汉武,侈心为乐而已,非能行巡狩之礼者也。博浪、柏谷,其祸亦可鉴矣。近者西北再巡,六师不摄,四民告病。哀痛之声,上彻苍昊。传播四方,人心震动。故一闻南巡诏书,皆鸟惊兽散。而有司方以迎奉为名,征发严急,江、淮之间萧然烦费。万一不逞之徒,乘势倡乱,为祸非细。且陛下以镇国公自命,茍至亲王国境,或据勋臣之礼以待陛下,将北向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责实,深求悖谬之端,则左右宠幸无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刘氵鼻之衅,大臣怀冯道之心。以禄位为故物,以朝署为市廛,以陛下为弈棋,以革除年间为故事。特左右宠幸知术短浅,无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闻此言,虽禁门之外,亦将警跸而出,尚敢轻骑慢游哉?””
-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十四年三月,有诏南巡,巩上疏曰: 陛下临御以来,祖宗之纲纪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佞幸,又再坏于边帅,盖荡然无余矣。天下知有权臣,不知有天子,乱本已成,祸变将起。试举当今最急者陈之。 一,崇正学。臣闻圣人主静,君子慎动。陛下盘游无度,流连忘反,动亦过矣。臣愿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虑,屏纷华,斥异端,远佞人,延故老,访忠良,可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而圣学维新,圣政自举。二,通言路。言路者,国家之命脉也。古者,明王导人以言,用其言而显其身。今则不然。臣僚言及时政者,左右匿不以闻。或事关权臣,则留中不出,而中伤以他事。使其不以言获罪,而以他事获罪。由是,虽有安民长策,谋国至计,无因自达。虽必乱之事,不轨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愿广开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责其沽名,将忠言日进,聪明日广,乱臣贼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三,正名号。陛下无故降称大将军太师镇国公,远近传闻,莫不惊叹。如此,则谁为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将军事陛下,天下皆为将军之臣矣。今不削去诸名号,昭上下之分,则体统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号称独夫,求为匹夫而不得者,窃为陛下惧焉。 四,戒游幸。陛下始时游戏,不出大庭,驰逐止于南内,论者犹谓不可。既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费财动众,郡县骚然,至使民间夫妇不相保。陛下为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极也。近复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争先挈妻子避去,流离奔踣,怨讟烦兴。今江、淮大饥,父子兄弟相食。天时人事如此,陛下又重蹙之,几何不流为盗贼也。奸雄窥伺,待时而发。变生在内,则欲归无路;变生在外,则望救无及。陛下斯时,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亲昵群小,夫岂有毫发爱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远出,而后得以擅权自恣,乘机为利也。其不然,则亦袖手旁观,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诏。罢南巡,撤宣府离宫,示不复出。发内帑以振江、淮,散边军以归卒伍。雪已往之谬举,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则尚可为也。 五,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国丧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权、贪溺富贵者,实繁有徒。至于首开边事,以兵为戏,使陛下劳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者,则江彬之为也。彬,行伍庸流,凶狠傲诞,无人臣礼。臣但见其有可诛之罪,不闻其有可赏之功。今乃赐以国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京营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内蓄逆谋,以成骑虎之势,此必乱之道也。天下切齿怒骂,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谢天下哉! 六,建储贰。陛下春秋渐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摇摇无所寄。方且远事观游,屡犯不测,收养义子,布满左右,独不能豫建亲贤以承大业,臣以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庙,请命太后,旁诹大臣,择宗室亲贤者一人养于宫中,以系四海之望,他日诞生皇子,仍俾出藩,实宗社无疆之福也。”
-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员外郎陆震草疏将谏,见巩疏称叹,因毁己稿,与巩连署以进。帝怒甚,下二人诏狱,复跪午门。众谓天子且出,巩曰:“天子出,吾当牵裾死之。”跪五日,期满,仍系狱。越二十余日,廷杖五十,斥为民。彬使人沿途刺巩,有治洪主事知而匿之,间行得脱。”
-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方今东南之祸,不独江、淮;西北之忧,近在辇毂。庙祀之鬯位,不可以久虚;圣母之孝养,不可以恒旷。宫壶之孕祥,尚可以早图;机务之繁重,未可以尽委。‘镇国’之号,传闻海内,恐生觊觎之阶;边将之属,纳于禁近,讵忘肘腋之患。巡游不已,臣等将不知死所矣。”
-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时舒芬、黄巩、陆震疏已前入。吏部郎中张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继之,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又继之。”
-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而医士徐鏊亦以其术谏,略言:“养身之道,犹置烛然,室闭之则坚,风暴之则泪。陛下轻万乘,习嬉娱,跃马操弓,捕鱼玩兽。迩复不惮远游,冒寒暑,涉关河,膳饮不调,肴蔌无择,诚非养生道也。况南方卑湿,尤易致病。乞念宗庙社稷之重,勿事鞍马,勿过醉饱,喜无伤心,怒无伤肝,欲无伤肾,劳无伤脾,就密室之安,违暴风之祸。臣不胜至愿。””
-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诸疏既入,帝与诸幸臣皆大怒,遂下良胜、潮、九川、巩、震、鏊诏狱,芬及衍瑞等百有七人罚跪午门外五日。而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瓒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辂、何遵、蒋山卿连名疏相继上。帝益怒,并下诏狱。俄令叙、廷瓒、大辂等,与良胜等六人,俱跪阙下五日,加梏鋋焉。至晚,仍系狱。诸臣晨入暮出,累累若重囚,道途观者无不泣下。而廷臣自大学士杨廷和、户部尚书石玠疏救外,莫有言者。士民咸愤,争掷瓦砾诟詈之。诸大臣皆恐,入朝不待辨色,请下诏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
-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是时,天连曀昼晦,禁苑南海子水涌四尺余,桥下七铁柱皆折如斩。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曰:“此变征也,驾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于胸,囊土数升,持谏疏当跸道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满地。卫士夺其刃,缚送诏狱。问囊土何为?曰:“恐污帝廷,洒土掩血耳。”诏杖之八十,遂死。”
-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芬等百有七人,跪既毕,杖各三十。以芬、衍瑞、俸、龙、凤为倡首,谪于外。余夺俸半岁。良胜等六人及叙、廷瓒、大辂各杖五十,余三十人四十。巩、震、良胜、潮、九川除名。他贬黜有差。鏊戍边。而车驾亦不复出矣。”
-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当诸曹连章迭谏,江彬怒甚。阴属典诏狱者重其杖,以故诸臣多死。哭声彻禁掖,帝亦为感动,竟罢南巡,诸臣之力也。”
-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时先遵受杖死者,刑部主事郾城刘校、照磨汲人刘珏。与遵同死杖下者,陆震而外,大理评事长乐林公黼,行人司副鄱阳余廷瓒,行人盱眙李绍贤、泽州孟阳、玉山詹轼、安陆刘概、祥符李惠。”
-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其以创死稍后者,礼部员外郎慈溪冯泾,验封郎中吴江王銮,行人昌黎王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