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單民主牆

西單民主牆，主要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西長安街和西單北大街交會處，西單體育場約2米高、100米長（也有一說是200米左右）的寬闊圍牆，於1978—1979年期間張貼有許多不同政見的大字報，故被稱為「民主牆」。西單民主牆源於文化大革命後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時期，被民運人士視為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的開端，並為「北京之春」的宣傳與發展發揮了作用。

歷史

民主牆的形成

參見：新啟蒙運動

民主牆的形式源於大字報，即民眾在公眾場所張貼文章表述某種政治主張或心聲。1977年，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時，悼念周恩來的大字報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毛主席紀念堂」工地圍牆上。後來該圍牆拆除了，人們就把大字報貼到了北京市西單38路公共汽車總站背後工地的圍牆上，因此西單的那面牆壁迅速成為一種象徵，被人們稱作「民主牆」。一開始，大字報表達了人們對文革以來亂局的不滿，之後發展到對時政的批評，最後進一步演變為獨立民間社團的定期非正式刊物。

1978年9月11日，文革中被停刊多年的《中國青年》雜誌復刊，但復刊後的第一期便被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下令查禁。查禁的理由是：

1. 刊物中登載了一些1976年四五天安門運動的詩抄（當時四五天安門事件尚未平反，有為「反革命事件」叫屈的嫌疑）；
2. 雜誌裏沒有登載毛澤東的詩詞；
3. 雜誌裏沒有登載華國鋒的題詞；
4. 有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要破除「現代迷信」、即破除對毛澤東的迷信——這在當時是極具震撼力的觀點，也是刊物被禁的最主要原因。

1978年10月11日，貴陽詩人黃翔及李家華、方家華、莫建剛，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人民日報社門口貼出大字報《火神交響詩》，同時散發油印民刊《啟蒙》。11月15日左右，有人把已被查禁的《中國青年》公開貼到了西單牆上，一下引起了萬千民眾聚集到此觀看。隨後開始有人在牆下面貼出自己的感想，表達對宣傳部門查禁《中國青年》的抗議。11月16日，北京呂朴（音樂家呂驥之子）以真名和聯繫地址在西單牆上貼出《致宗福先和於無聲處劇組公開信》大字報，這張大字報被譽為點燃西單民主牆的火炬。同日，一份署名「機修工0538號」的大字報，批判毛澤東犯下的歷史錯誤。接下來，就進一步出現了要求肅清專制餘毒、要民主、要言論自由的大字報。

11月20日，新華社播發中共北京市委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消息後，大字報不斷地貼出，牆前駐足觀看的讀者越來越多，多時達四五千人。有人宣讀、筆記、照相和錄音，中外記者夾雜其中採訪、攝影，外國人與中國人隨便交談。有人撕毀大字報，有人維護張貼權利。11月25日晚，民主牆前出現了自發組織的「民主討論會」。西單民主牆第一份民辦刊物《四五報》（即《四五論壇》前身）於1978年11月26日晚發佈。

11月2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Robert Novak）時，對民主牆涉及到重大問題公開表態。鄧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並強調自己不是赫魯曉夫，不會貶低毛澤東。鄧還否定了外界傳聞的他與華國鋒的矛盾，表示不贊同大字報對毛的評價，也表示自己不會當總理。但對大字報、對群眾的民主訴求，鄧表示理解和容忍：「這是正常的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鄧又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確的。這不可怕。」談話當晚7時，在民主牆前，六七千人集會，聽取諾瓦克的朋友傳達的鄧小平與諾瓦克的談話；隨後，集會群眾從西單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開會慶祝鄧小平支持民主牆。28日《人民日報》文章刊發後，天安門廣場下再次集會，人數逾萬。鄧小平的講話，新華社做了摘要報道，第二天全國各大報刊刊登。

結社、民間刊物、遊行

1978年11月26日、27日和12月初，鄧小平利用接見日本、美國和法國外賓的機會多次表示，尊重人民利用大字報表達自己不滿的權利。之後一些民間團體將自己製作的刊物貼在西單牆上或散發給來往群眾。一些外國媒體也趕來採訪，這使「西單民主牆」有了國際影響。與此同時北京大學三角地也出現了北大民主牆。很快民主牆形成一個運動。

從1978年冬到1981年春，僅北京就有50餘種非官方刊物出版，如《探索》（魏京生、劉京生、路林、楊光）、《四五論壇》（徐文立、劉青、趙南）、《中國人權同盟》（任畹町）、《今天》（北島、芒克、劉念春、徐曉、陳邁平、鄂復明、周眉英)、《北京之春》（陳子明、周為民、王軍濤）、《沃土》（胡平、姜洪）等。天津有《渤海之濱》（劉士賢、呂洪來），武漢有《鐘聲》（秦永敏），青島則有《理論旗》（牟傳珩）等。廣州剛剛出獄的王希哲擔任《四五論壇》的廣州通訊員。

1978年12月5日，北京電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張貼以「金生」為筆名的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認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和將政治民主化。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在黨內的中心地位和改革開放政策獲得確定。

1979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三周年紀念日，北京維權上訪女工傅月華率領數千名上訪群眾，到天安門示威遊行，他們手持白色床單做成的橫幅，高叫「反饑餓、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權」的口號。1月9日晨傅月華被逮捕。《探索》、《四五論壇》、《中國人權》開展呼籲釋放傅月華的抗議活動。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美。

取締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3月29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佈《維護首都社會秩序》的通告稱：「凡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泄露機密，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標語、海報、大字報、小字報及書刊、畫冊、唱片、圖片等，一律禁止」；同日，北京市公安局發佈六條通告，禁止「妨礙交通的集會、遊行」；「衝擊黨、政、軍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造謠惑眾，煽動鬧事」；「攔截車輛，無票乘車」；「任意張貼和塗寫標語、海報、大小字報」等活動。《通告》發出後，北京市公安局當日抓捕了魏京生和「中國人權同盟」對外聯絡人陳旅。4月8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公安部黨組的請示報告，確認全國八十七個自發組織中，有七個組織（北京的「探索」、「中國人權同盟」、「興中會」，上海的「社會主義民主促進會」、「上海民主討論會」、「振興社」和貴州的「解凍社」）「都是有極少數壞人控制、把持的」。「他們從綱領、口號到具體活動，都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黨領導，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中共中央的處理意見是，打擊首惡分子，分化和瓦解這幾個組織。

4月4日，《中國人權同盟》負責人任畹町在西單民主牆張貼大字報時，當場被便衣警察逮捕。4月至5月，先後被捕的還有《探索》的路林（4月22日，不久釋放）、楊光（5月22日）等。同時，數百人開始洗刷全城的大字報。除指定保留的西單大字報區外，天安門廣場東側、東長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門大街、北京站和台基廠一帶的街頭標語大小字報均被「洗刷乾淨」。

全國和各省也開始採取相應措施，鎮壓大字報和民辦刊物。上海「民主協會」、「民主討論會」、「人權委員會」共有十多個成員被捕。貴陽「解凍社」成員全部被捕，後來又全部釋放。不過在八十七個組織中除了認定七個外，多數自發組織包括一些有重要影響的組織如「北京之春」並未列入其中。對認定的七個組織的處理也留有餘地，特別指示「不要把它們定為反動組織」。一些被拘捕的活動分子，經「教育」後又被釋放。

1979年10月16日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及向外電記者出賣中越戰爭情報為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11月，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作出決議：取締「西單牆」。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出通告，規定除在自己所在單位張貼大字報外，所有大字報一律集中到月壇公園，且要填報真名和其他資料，禁止在西單牆和其他地方張貼大字報。1980年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作出決議：取消「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被逮捕的各地民主牆骨幹

「九號文件」下達後，全國各地計有上千人被拘審、逮捕。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徐文立、楊靖、何求、王一飛、王希哲、鍾粵秋、傅申奇、秦永敏、朱建斌、孫維邦、楊在行、王屹峰、劉二安、徐水良、王河清、鄭玉林、王榮清、徐東平、馬興華、王明、沈建民、童年、何德甫、張京生、劉力平、彭金貴、路建國、歷萬明、劉國璋、王靜湖、呂洪來、劉士賢、黃石、尚運成、李家華、秦曉春、邢大昆、陳爾晉、薛明德、劉國凱、鄧煥武、毛慶祥、曾省齋、葉宗武、楊曉雷、黃應時、陳增祥、江小茵、尚運成、魯弟、戴學偉等等。

胡耀邦態度

中共中央秘書長胡耀邦在6月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表示：「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儘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在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或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着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對於魏京生的被捕，胡耀邦說：「我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斗，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他一死就會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主要人物和組織

• 魏京生、徐文立、王軍濤、胡平、劉青、任畹町等。其中大部份人被判刑或流亡海外，有的還在後來的八九運動、組黨運動中再次被判重刑。留在國內的徐文立、秦永敏、牟傳珩等人皆身陷牢獄。
• 1979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公安部黨組的請示報告，確認全國八十七個自發組織中，有七個組織「都是有極少數壞人控制、把持的」。這七個組織是北京的「探索」（魏京生）、「中國人權同盟」（任畹町）、「興中會」，上海的「社會主義民主促進會」、「上海民主討論會」（喬忠令）、「振興社」（傅申奇）和貴州的「解凍社」（李家華）。有重要影響的組織如「北京之春」（胡平）並未列入其中。

各界評價

中國官方

中國官方的《人民日報》報道：

1979年以來，北京西單出現大量大字報，其中一些內容涉及抨擊共產黨和現行制度、攻擊中共領導人。人稱此處為「西單民主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為對此加強控制，作出了新的強制規定。根據這個規定，大字報張貼者必須在張貼處的登記處如實登記姓名、單位、住址等內容。登記處對大字報不加審查。張貼者應對大字報的內容負政治、法律責任。大字報張貼處禁止無理取鬧、尋釁滋事。

學者評價

在內容上，民主牆雖然不排除有政府背景人士發表觀點，但牆上出現的（尤其是運動中後期出現的文章）更像是民眾（其中最有分量的似乎還是一些知識分子）真正獨立思考的聲音，而非文革時期那種被官方煽動導向的無意義口號。

• 民主牆時期的重要人物、民運人士魏京生認為，「民主牆標誌着中國現代民主運動的開端，也是建國以來首次不受中共操縱的重要歷史事件，而它的發生是必然的。......民主牆被各國學界公認為中國現代民主運動的開始，也是中國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重要轉折點。同時，它也影響了蘇聯東歐和台灣的民主運動，延續到整個八十年代，直到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
• 朦朧派詩人北島認為，「鄧小平最初是非常支持的。1978年11月某個晚上，一個加拿大記者在人民大會堂剛被鄧小平接見後，來到『民主牆』。沒有麥克風，他就通過人聲一層層向外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鄧小平說民主牆是個好東西」。我當時也在場。顯然，民主牆最初得到官方某種程度的認可。大約在中越邊界衝突後，鄧小平對民主牆的態度完全變了，提出嚴厲的批評，於是民主牆被遷到月壇公園的指定地點，隨即被關閉，而「民主牆」最終被拆除，就像被強行抹掉的一段歷史記憶。」
• 旅法學者陳彥認為，「從整體上看，『民主牆運動』的參與者們不約而同地表現出精神與思想上的獨立，他們的行動粉碎了極權政治統一思想、閹割個體獨立思考能力的神話，他們的覺醒意味着中國的極權主義統治出現了第一道裂口，紅色中國的政治異議運動從此宣告誕生。無疑，這是中國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統治歷史上的一個階段性轉折。 ......他們通過自己的行動向世人展示了百年來中國民眾對民主和自由的渴望與不懈的追求。『北京之春』運動是受意識形態馴化的一代中國人企圖擺脫極權主義枷鎖的第一步，也是此後中國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的搖籃。 」
• 旅德學者長平認為，「中國媒體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國際輿論也在唱和與反思。『西單民主牆』是這段歷史中最重要的部分，不僅不應該被遺忘，而且應該作為歷史的豐碑豎立起來，被懷念，被瞻仰，被繼承，讓它作為希望之光，照亮中國以及中國所影響的世界的未來。」
• 民運人士徐水良發表文章稱，中共特工人員在此之後主動組建民運及其他反對派團體或據點來主導民運，並在海外實行這種做法。
• 錢理群：「如果說1974年李一哲大字報揭開了序幕，那麼，中經1976年的『四五運動』，到1978年的西單民主牆，就形成了一個波瀾壯闊的社會民主運動，其最主要的標誌就是民間刊物和民間社團的大量出現，完全打破了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形成的『輿論一律』的局面，更加自覺地提出了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的訴求，如《四五論壇》的《發刊詞》所說：『安定團結不是不讓人民講話，尤其不是不讓人民講真話』，『（我們）要行使憲法賦予人民監督和管理國家的權利，是憲法由一紙空文，變成我國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而爭取言論自由的鬥爭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要打破『以言治罪』的禁錮。《四五論壇》曾發表《反革命和言論自由》一文，一針見血地指出：將所謂『反革命言論』納入『反革命活動』的範疇，『憲法明確規定的言論自由這一公民權利，便變成了毫無意義的空話』。當時的《人民日報》也發表文章，明確提出：『政治上的發言權是言論自由的靈魂』，要衝破『政治問題不許討論』的禁區（郭羅基：《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11月17日徐文立在他起草的《促進庚申變法的建議書》這一綱領性文件里，以三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結社、組黨自由）作為中國社會民主運動的基本要求，也就把我們所說的第二輪鬥爭推向了高潮。」

參見

• 四五運動
•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
• 第五個現代化
• 新啟蒙運動
• 學生運動
•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物審查制度
• 華表
• 列儂牆、連儂牆 (香港)
• 撥亂反正、撥亂反正#局限性和爭議
• 改革開放
• 星星畫會

參考文獻

22.錢理群：一個未完成的歷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