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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比利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開始時的時候，比利時一直保持中立狀態，但因於1940年5月10日遭到德國的襲擊所以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過18天的戰役後，比利時軍隊於西北部的一個小鎮宣佈投降，隨後開始了一直持續至1944年的德國佔領比利時時期（英語：German occupation of Belgium during World War II）。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三世於同年的5月28日在沒有與政府協商的情況下正式宣佈投降，但也因此在戰後引發了一場政治危機。雖然比利時政府已經投降，但許多比利時人還是設法逃到了英國。他們在英國成立了流亡政府，也在那裏與盟軍組織了軍隊。

德國士兵於1940年行經位於布魯塞爾的布魯塞爾王宮。

當時的比屬剛果仍然忠於位於倫敦的比利時政府，並為盟軍事業貢獻了大量物質和人力資源（英語：Belgian Resistance）。許多比利時人參與了對德軍的武裝和被動抵抗，但仍有部份人選擇與德軍合作。來自極右翼政治派別和部分比利時人口的支持使德國軍隊能夠從比利時招募兩個武裝黨衛隊，並協助了納粹對比利時猶太人迫害，最終導致近25,000人被殺。

1944年9月至10月期間，盟軍解放了該國大部分地區，但該國遠東地區的地區一直被佔領到1945年初。據估計，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總共有大約88，000名比利時人死亡[1]，這一數字占該國戰前人口的1.05%。在經濟方面，該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戰後約下降了約8%[2]。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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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30年代，比利時仍在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毀滅中恢復。在經濟上，比利時在1929年大蕭條後經歷了高失業率，到1932年失業率為23.5%[3]，但在1937年的新政策底下[4]，失業率已降至約15%[3]。

20世紀30年代，華隆尼亞和法蘭德斯都出現了權威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政黨。在1936年比利時大選（英語：1936 Belgian general election）中，講法語的雷克斯黨獲得了全國選票的11.6%[5]。然而，到1939年，極端主義政黨失去了他們以前在1939年比利時大選（英語：1939 Belgian general election）中贏得的許多席位，政治似乎正在恢復穩定[6]。

中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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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末沿代勒河興建的K-W 線（英語：K-W Line）掩體和反坦克防禦

由於比利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受了如此多的破壞，該國國內幾乎沒有興趣捲入任何潛在的歐洲衝突。1936年10月，利奧波德三世宣佈，如果歐洲再次爆發戰爭，比利時將保持中立，這是他所說的獨立政策的一部分[7]。為此，比利時政府試圖避開聯盟,並離開洛迦諾條約，拒絕與法國於1920年簽署的防務條約（英語：Franco-Belgian Accord of 1920）[8]，並於1937年獲得納粹德國的中立保證[8]。

德國政府認為，比利時的不可侵犯性和完整性是西方列強的共同利益。它確認其決心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損害這種不可侵犯性和完整性，並將始終尊重比利時領土…… 

——德國中立保證，1937年10月13日[9]

在此期間，比利時國防軍重組了一支完全有防禦力量的軍隊[10]，並開始在全國各地，特別是靠近德國邊境的列日省周圍建造防禦工事並使其現代化[11]。

1939年9月，英國、法國和德國宣戰後，比利時政府啟動了一次墜機重新武裝計劃，在列日的主要防禦陣地後面，將安特衛普國家堡壘（英語：National Redoubt (Belgium)）與代勒河以南連接起來的K-W 線（英語：K-W line），從而加強了國防軍力[12]。

18天的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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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1日埃本-埃美爾要塞戰役後，比利時士兵向德國空軍突撃連隊（英語：Luftlande-Sturm-Regiment）投降。
主條目：比利時戰役

1939年9月波蘭戰役後，比利時政府雖然仍然奉行中立政策，但開始全面動員[13]。到1940年，軍隊人數在60萬[14]到65萬[15]人之間，差不多佔比利時男性人口的20%，大約是英國遠征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四倍，是當時荷蘭軍隊的兩倍[16]。

希特拉於1940年5月10日下達了進攻西歐的以代號「黃色方案」入侵比利時，該計劃實際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軍「施里芬計劃」的翻版，也就是經比利時中部以法國巴黎為主要突擊方向，這也是對法國、荷蘭和盧森堡更廣泛入侵的一部分。比利時阿爾貝運河防禦基地是歐洲一些最現代化的防禦網絡，事實證明幾乎毫無用處。在埃本-埃美爾要塞，被1200名比利時人佔領的堡壘被德國人部署了500名滑翔機載的空降獵兵來對付他們，並為閃電戰開放了邊境[17]。5月10日，幾乎所有空軍的颶風戰鬥機都在斯哈芬機場（英語：Schaffen Air Base）被納粹德國空軍摧毀[18]。

 
1940年5月12日，比利時平民向西避開前進的德國軍隊。

德國在色當的突破，曾經認為是不可行的，這意味着K-W 線的守軍面臨被排除在外的風險，不得不於5月16日撤退[19]。德國的入侵在前進的德國軍隊的道路上引發了比利時平民的恐慌。到5月11日，通往遠離戰鬥的向西的道路被難民封鎖，阻礙了法國和英國軍隊向東推進[20]。據估計，約有200萬平民在競選期間逃離家園[21]。

政府的中立政策使比利時擁有一支過時且裝備簡陋的軍隊和空軍。最重要的是，出於政治原因，軍隊在兩個騎兵師之間只有16輛戰坦克，因為他們被認為對中立軍來說太具侵略性[22]。1940年5月匆忙重組的空軍有些措手不及，所以在總共234架飛機中只能部署180架可用飛機[18]。

軍方在壓倒性優勢下對德國軍隊堅持了18天。5月28日，比利時國王和軍方被泊沿利斯河進入一個小地方（英語：Battle of the Lys (1940)），在27日試圖促成停火失敗後，無條件投降[23]。比利時人在競選期間傷亡約6,000人[24]，15,850人受傷[18][25]。大約112,500名法國和比利時軍隊通過鄧寇克逃往英國[26]，但大多數比利時倖存者被俘虜，許多人直到戰爭結束才被釋放[27]。

隨着比利時軍隊的投降，由于貝爾·皮埃洛領導的政府首先逃往巴黎，並在波爾多組建了一個流亡政府。法國淪陷後，政府搬到了倫敦伊頓廣場[28]。

利奧波德三世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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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硬幣（英語：Belgian coins of World War II），上面有利奧波德三世的標誌，在佔領期間鑄造。

利奧波德三世是比利時軍隊的國王兼總司令，他於5月28日親自向德國軍隊投降，這違背了皮爾洛特政府的建議，他親自決定失去了同盟軍的事件[29]。1940年6月28日，法國總理保羅·雷諾[30]和皮埃洛在電台廣播中強烈批評了他的決定，他宣佈利奧波德的決定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31]。

戰爭期間，國王作為德國囚犯留在比利時，當時政府流亡國外，並繼續在盟軍的事業中採取軍事行動[32]。與君主制被壓迫或流亡加入政府的荷蘭和盧森堡不同，利奧波德三世在被佔領土上仍然很突出，佔領期間生產的硬幣和郵票繼續帶有他的臉或標誌[33]。儘管如此，利奧波德仍然是抵抗運動的焦點，他的立場用口號來解釋「比利時被俘虜！比利時萬歲！國王被俘虜了！國王萬歲！[34]」。在監禁期間，他於1942年致函阿道夫·希特拉，據信這拯救了約50萬比利時婦女和兒童，免遭強行驅逐到德國的軍火工廠[35]。1940年11月，利奧波德在貝格霍夫訪問了阿道夫·希特拉，要求釋放比利時戰俘[30]。

戰後，關於利奧波德的投降是一種合作行為的指控引發了一場被稱為國王問題的政治危機，即他能否重返王位，最終以他的退位而告終[30]。

德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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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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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突出部之役中，英國皇家空軍蘭開斯特轟炸機襲擊了比利時城鎮聖菲特。

比利時由亞歷山大·馮·法爾肯豪森將軍和埃格特·雷德爾（英語：Eggert Reeder）領導的比利時和法國北部軍事行政區管理，直到1944年7月，然後由約瑟夫·格羅埃（英語：Josef Grohé）總督管理，直到解放[36]。德國政府通過稅收向比利時人徵收軍事佔領費用，同時要求「外部佔領費用」或「反共主義」來支持其他地方的行動[37]。比利時總共被迫支付近三分之二的國民收入來支付這些費用[38]，這個數字相當於57億國家馬克。

與歐洲所有被佔領國家一樣，食品、燃料和衣服由德國當局嚴格配給。即使實行嚴格的配給，平民本應正式享有的食品和材料並不總是能獲得[39]。該國也有一個重要的黑市，以非常高的價格非法向那些負擔得起的人提供食物[40]。信息和媒體受到德國政府的嚴格控制，新聞受到極大限制。儘管如此，《夜晚報（英語：Le Soir）》等合作主義報紙和《真實國家報（英語：Le Pays Réel）》等親合作政黨的報紙的銷售仍然很高[41]。大量地下報紙也出版和發行，地下報紙比利時自由報（英語：La Libre Belgique (1940–44)）發行量達到3萬份[42]。

 
1943年8月，一名比利時強迫工人在柏林西門子公司的工廠工作。

被占的比利時還成為來自英國皇家空軍和美國空軍的盟軍轟炸的目標。這項政策導致大量平民傷亡，因為炸彈沒有達到預期目標，並落在平民區。1943年4月，在比利時安特衛普附近的莫爾策對埃拉汽車廠的突襲（英語：Minerva (automobile)）中，美國第八航空隊B-17轟炸機投下的兩枚炸彈落在預定目標上[43]。其餘24噸炸彈落在該鎮的平民區，在短短8分鐘內炸死936人，另有1,600人受傷[43]。盟軍的政策受到比利時許多主要人物的譴責，其中包括約瑟夫-埃內斯特·范魯伊（英語：Jozef-Ernest van Roey）[44]。

戰爭期間，約有375,000名比利時人還在德國境內的勞工計劃中工作，為德國戰爭努力從事工業或農業的工作[45]。雖然近18萬比利時人在1941年開始徵兵前注守，但大多數人在那之後被徵召入伍，並違背自己的意願從事強迫勞動[46]。

1940年被捕的20萬比利時戰俘也被運到德國[27]。大多數被用作強迫勞動，只支付名義金額[47]。1940年末至1941年間，約有8萬囚犯被送回比利時[27]，但許多人一直被囚禁到戰爭結束，其中主要是佛蘭芒人。他們經常處於非常惡劣的條件下，約有2,000人死亡[25]。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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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有「來吧！」的親衛隊第28師「瓦洛寧」招聘,由講法語的比利時人組成。

在納粹佔領期間，一些比利時人與佔領者合作。戰前和戰爭期間，法蘭德斯和華隆尼亞都有親納粹的政治組織。最重要的是法蘭德斯的德弗拉赫（英語：DeVlag）、韋爾迪納索（英語：Verdinaso）和弗拉芒民族聯盟，以及華隆尼亞的雷克斯黨運動。每個運動都有微妙不同的意識形態、自己的準軍事部隊和印刷自己的報紙。這些組織也有助於鼓勵比利時人加入德國軍隊。與德弗拉赫的德國式國家社會主義不同[48]，而弗拉芒民族聯盟就直接呼籲弗拉芒分裂主義[49]，儘管這一信息從來都不是他們受歡迎的主要原因[50]。各團體，特別是弗拉芒民族聯盟和德弗拉赫之間的內鬥相當嚴重[48]。

總體而言，比利時的行政系統非常順從，並成為一種合作工具。在比利時研究機構塞格索馬2007年的一份報告中，一個歷史學家小組得出結論，比利時提供了與德國佔領軍的「最大限度的行政合作」[51]。同一份報告還評論說，作為試圖融入「德佛蘭新秩序」的一部分，法蘭德斯的合作水平明顯更高[52]。報告補充說，布魯塞爾和列日鎮「仍然是愛國的比利時人，堅決敵視德國」[52]。報告還發現，許多比利時當局一直遵守甚至積極驅逐猶太人的規定[52]。

武裝黨衛軍的兩個獨立單位，弗拉芒軍團和親衛隊第28師，在佔領期間從比利時招募。雷克斯黨的創始人萊昂·德格雷勒擔任親衛隊第28師的指揮官，親衛隊第28師在東歐與蘇聯作戰。1944年，親衛隊第28師在蘇德戰爭科爾遜-契爾卡塞攻勢幾乎被殲滅[53]，當時共有15000名比利時人參加「師」[54]，比旅級人數更多。

戰後，共有40萬比利時人接受了合作調查。其中，約有56,000人被起訴。大多數人被判入獄，但有數百人被處決[55]。

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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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布魯日解放期間，比利時與一名加拿大士兵的抵抗運動成員。

對德國佔領的抵制來自比利時各級和地區以及各政治派別，但高度分散和局部化[56]。流亡政府只與比利時秘密軍等富有同情心的抵抗團體打交道；然而，即使是這些傘式組織也有許多不同的議程或政治意識形態[56]。一些團體非常左翼，如共產主義游擊隊（英語：National Royalist Movement），但也有一些右翼抵抗運動，如戰後列吉翁民族主義運動成員創建的全國保皇運動（英語：National Royalist Movement）和法西斯的比利時秘密軍（英語：Secret Army (Belgium)）。還有其他團體，如G集團（英語：Groupe G），沒有明顯的政治派別[56]。

對佔領者的抵抗主要以説明盟軍飛行員逃跑的形式出現，並設置了許多防線來組織這一努力，例如彗星線組織（英語：Comet Line）將大約700名盟軍軍人疏散到直布羅陀[57]。彗星線在比利時全境有一系列安全住所。盟軍飛行員得到便服，經常挨家挨戶地搬來搬去，與支援抵抗的比利時家庭住在一起[58]。抵抗運動將協助飛行員，給他們假證件，並引導他們到中立或盟軍佔領的領土[57]。

 
1944年12月被德國人殺害的比利時平民的屍體

和其他地方一樣，破壞被用來對付敵人的軍事和經濟資產，鐵路線和橋樑是共同的目標。僅總部位於布魯塞爾的小型學生抵抗小組G集團的活動估計就花費了納粹1000萬人工小時來修復造成的損失[59]。對德國軍隊和軍事設施的直接攻擊更少，但據估計，1941年被比利時抵抗運動殺害的德國士兵人數高於整個法國[60]。

抵抗有助於將猶太人和羅姆人從驅逐到死亡集中營，例如襲擊第二十次車隊（英語：Attack on the twentieth convoy）前往奧斯威辛集中營。許多比利時人在佔領期間還藏匿了猶太人和政治持不同政見者，據估計，這個數字在戰爭期間隱藏了大約2萬人。也有嚴重的低級阻力，例如 1941年6月，布魯塞爾議會拒絕分發猶太星徽章[61]。比利時某些知名成員，包括伊利沙伯女王和羅伊.約瑟夫-埃內斯特，公開反對德國對待猶太人[62]。到目前為止，以色列國有1,612名比利時人因冒着生命危險在佔領期間將猶太人從迫害中拯救出來而被授予「國際義人」的殊榮[63]。

然而，比利時平民經常因抵抗活動而受到準軍事部隊和德國軍隊的報復。1944年8月，有20名平民因在庫爾塞勒大屠殺（英語：Courcelles massacre）中對一名雷克斯黨政客的一次襲擊而被雷克斯黨軍事人員報復身亡[64]。

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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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赫倫附近的布倫東克集中營的絞刑架。

1940年中，在大約800萬人口中，近57,000名猶太人生活在比利時[65]。許多人逃往比利時是為了逃避最近在德國和其他地方的迫害，這意味着只有少數人是比利時公民[65]。大多數猶太人口集中在布魯塞爾和安特衛普鎮的社區[65]。

沿着德國紐倫堡法案或法國關於猶太人地位的法律（英語：Vichy anti-Jewish legislation）,在德國佔領幾個月後於1940年10月頒佈反猶太立法[65]。1941年發生了幾次大屠殺，特別是在安特衛普[66] ，屬於猶太人的經濟資產被沒收[65]。1942年5月，比利時的猶太人必須佩戴黃色的猶太之星徽章[65]。

從 1942年6月起，作為「最終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居住在比利時的猶太人被命令向梅赫倫過渡營（英語：Mechelen transit camp）報到[65]。那些不自願這樣做的人被警察圍捕。1942年8月至 1944年7月期間，共有26 個鐵路車隊將 25,000名猶太人和 350名羅姆人從比利時驅逐到東歐[67][68]。大多數人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其中一些去了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和維特爾集中營（Vittel）[65]。

在被驅逐的 25,000人中，超過 24,000人被殺。到盟軍解放營地時，仍有不到 1000人活着[55]。

前比利時軍隊在梅切倫附近的布倫東克堡壘被納粹徵用，用於拘留和審訊猶太人、政治犯和被俘的抵抗運動成員。1940年至 1944年間，在布倫東克關押的 3,500人中，有1,733人死亡[69]。營地本身約有300人被殺，其中至少 98人死於剝奪或酷刑[70][71]。

比利時政府和流亡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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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自由的比利時士兵在威爾斯的一次訓練演習中發射了一枚兩英寸迫擊炮（英語：Two-inch mortar）。
主條目：自由比利時

1940年戰敗後，大量比利時士兵和平民逃往英國，他們與戰前在英國和加拿大的比利時移民一起組成了流亡的比利時軍隊[72]。比利時政府，包括于貝爾·皮埃洛領導下的天主教黨、比利時社會主義黨（英語：Belgian Labour Party）和比利時自由黨部長，與其他來自包括荷蘭和盧森堡的被佔領國家的政府一起撤離到倫敦，直到 1944年比利時解放。

流亡政府聲稱有權代表整個比利時發言，並領導外交部長保羅-亨利·斯巴克評論說到「所有合法和自由的比利時，所有有權以她的名義發言的，都在倫敦」[73]。比利時政治家維克托·德·拉弗萊（英語：Victor de Laveleye）也被認為在1941年激發了盟軍的V字宣傳運動[74]。

在法國電台的一次廣播中，皮埃洛呼籲建立一支流亡軍隊，以繼續戰鬥：

以響應政府呼籲的同樣年輕的勇氣，在法國和英國與比利時軍隊成員團聚，將徵召和組織一支新軍隊。它將與我們的盟友並肩作戰……我們將全力為已成為我們的事業服務……必須立即以切實的方式確保繼續團結給予我們支持的力量的團結……

——皮埃洛，1940年5月 28 日在法國電台的演講[75]
 
1942年，英國皇家空軍肯利分艦隊（英語：RAF Kenley）比利時第350中隊（英語：350th Squadron (Belgium)）的噴火戰鬥機

到 1944年，英國自由比利時軍隊約有4,500人[76]。比利時士兵組建了比利時第1步兵旅（英語：Independent Belgian Brigade），當中還包括來自盧森堡的士兵的炮兵連，在指揮軍官讓巴蒂斯特·皮龍（英語：Jean-Baptiste Piron）之後，更常被稱為皮龍旅。皮龍旅參與了諾曼第登陸以及法國和荷蘭的戰鬥，直到解放[77]。

戰爭期間，比利時人還在英國特種部隊服役，組建了一支由盟軍間組成第10突擊隊（英語：No. 10 (Inter-Allied) Commando），並參與了意大利戰役和迷戀行動（英語：Operation Infatuate）[78]。作為特種空勤團中的一部分的第5特種航空兵（英語：5th Special Air Service）完全由比利時人組成，是 1944年9月第一支進入比利時的盟軍部隊[79]。

400名比利時飛行員在英國皇家空軍服役。兩個全比利時戰鬥機單位，為第349中隊（英語：349th Squadron (Belgium)）和第350中隊（英語：350th Squadron (Belgium)），在歐洲戰區服役。從 1941年11月的編隊到戰爭結束，僅第350中隊就聲稱擁有51項「技能」[80]。共有1200名比利時人在英國皇家空軍服役，主要是在英國或自由荷蘭分艦隊服役[81]。

比利時人在大西洋戰役期間也運營了兩艘輕型護衛艦和一組掃雷艦。到 1943年，這些船上有350名比利時人擔任水手[81]。

比屬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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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 比屬剛果共和國部隊士兵

儘管比利時被佔領，但比屬剛果仍然忠於流亡政府，並供盟軍使用，為盟軍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82]。

普布利克部隊的剛果士兵參與了東非戰役期間與意大利部隊的戰鬥，並幫助迫使意大利軍隊撤出阿比西尼亞[83] ，造成 500人傷亡[84]，13000名剛果士兵在英國指揮下在尼日利亞服役[84]。剛果士兵的分遣隊也在中東和緬甸服役[84]。普布利克部隊共有大約4萬人[85]，因為種族隔離，這意味着黑人不能成為軍官。因此，在整個戰爭期間，他們都由白人軍官指揮[86]。

1941年和1944年，全國各地城鎮兩次發生重大罷工，抗議殖民當局對工人施加的額外壓力。盧盧阿堡的普布利克部隊駐軍也於1944年兵變[87]。這些受到軍隊的鎮壓，並且通常是暴力鎮壓[88]。

剛果也是盟國至關重要的經濟資產。僅剛果的黃金就為盟軍的戰爭貢獻了約2850萬美元[89]，而其橡膠和鈾的出口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來源。美國曼哈頓計劃期間使用的大多數鈾，包括用於向日本廣島和長崎鎮投擲核武器的鈾，也是由比利時駐比剛果加丹加省上加丹加聯合礦業公司（英語：Union Minière du Haut-Katanga）供應的[90]。

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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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 8 日根特解放期間的英國裝甲車。

比利時於1944年9月被盟軍解放，其中包括英國、加拿大和美國軍隊和皮龍旅。1944年9月3日，威爾斯衛隊解放了布魯塞爾[91]。解放後不久，馬羅倫區（英語：Marollen）的居民為希特拉舉行了模擬葬禮[91]。

安特衛普港是一個重要的戰略目標，因為盟軍補給線高度延伸，需要在前線附近有一個深海港口[92]。9月 6 日，英國第二軍隊在當地抵抗運動的幫助下解放了安特衛普[93]。儘管控制了這座城市，但直到周圍水域對貨船安全，港口才開放。並成功地拒絕德國人進入港口，直到 11月斯海爾德河戰役結束[94]。

利奧波德三世之弟夏爾王子被任命為攝政王，等待國王是否能夠重新獲得他以前在王位上的職位的決定[35]。1945年2月，阿希爾·范阿克取代皮埃洛擔任總理[95]。抵抗運動被解除武裝，佔領期間留在該國的許多成員和其他比利時人被動員到比利時正規軍的 57 個「燧發營（英語：Fusilier Battalions (Belgium)）」[96]。這些營在西線的幾場戰鬥中服役[97]。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戰勝利紀念日，仍有10萬比利時人在盟軍作戰[98]。

1944年9月初，考特尼·霍奇斯將軍的美國第一軍團解放了布魯塞爾和馬斯特里赫特以南地區。雖然第一軍團的兩個軍團集中在其他地方，但美國第八軍從列日（英語：VIII Corps (United States)）以南地區、穿過亞爾丁進入盧森堡的漫長戰線。部署時間長，這意味着軍團的前線防守很輕，使其易受傷害[99]。

 
1944年末，美國第 99 步兵師（英語：99th Infantry Division (United States)）的士兵進入比利時比林根維爾茨費爾德村（德語：Wirtzfeld）。

在比利時經歷了幾個月的相對平靜後，1944年12月16日，德國人帶着超過25萬士兵發動了突出部之役[100]。安特衛普是德國進攻的最終目標，但德國的推進在迪南附近的默茲河前停滯不前，並在六周的嚴寒天氣中被美國、英國和比利時軍隊擊退[100]。比利時城鎮和亞爾丁地區的平民在進攻期間遭受了損失，房屋被夷為平地，還有德國軍隊射殺平民的事件[101]。拉羅什約90%的城鎮在戰鬥中被毀[102]。據報道，到 1945年2月 4 日，該地區沒有德國軍隊[103]。

在盟軍解放後的六個月里，比利時城鎮被未駕駛的德國V-轟炸（英語：V-weapons）進行廣泛襲擊。這些火箭中共有2,342 枚，其中1610枚較先進的V-2火箭和約732枚V-1火箭，落在僅安特衛普周圍 10 英里半徑內[104]。戰後 SHAEF 一份報告估計，V-Bombs 殺害了 5,000人，另有21,000人受傷，其中大部分發生在列日和安特衛普市[104]。

解放後的時期，還發生了一波起訴那些涉嫌在戰爭期間合作的人的浪潮。40萬比利時人因合作而受到調查，其中 56,000人被起訴[55]，近250人被處決[55]。萊昂·德格雷勒儘管被判處死刑，但還是設法逃到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獨裁統治下的西班牙，在那裏一直在那裏直到1994年去世[105]。

遺物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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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布魯塞爾馬羅勒地區納粹大屠殺的比利時受害者的紀念碑。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比利時放棄了在國際政治中的中立立場，轉而支持軍事、政治和經濟一體化。1949年，比利時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並在1950年韓戰中部署了部隊與其他聯合國部隊並肩作戰[2]。比利時也是 20 世紀 50年代建立歐洲防務共同體（EDC）談判的關鍵參與者。比利時被分配到西德的英國區，位於比利時從 1945年並開始佔領的科隆市周圍[106]。比利時士兵一直留在德國，直至2002年撤離[106]。

在經濟上，比利時於1948年加入比荷盧經濟聯盟，並自 1952年成立以來成為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創始成員[2]。從 1944年到 1960年，比利時還經歷了一段快速的經濟復甦時期，被稱為「比利時奇蹟（英語：Belgian economic miracle）」,其中部分原因是馬歇爾計劃[107]。

圍繞利奧波德三世在佔領期間的角色的政治危機，以及他能否重返王位，在天主教徒，特別是基督教社會黨和法蘭德斯的社會主義者之間的戰爭之後的幾年裏，公眾輿論兩極分化，法蘭德斯斯廣泛支持他的回歸，後者強烈反對[30]。經過總罷工和優柔寡斷的公投（英語：1950 Belgian monarchy referendum），利奧波德三世於1951年讓位予其子博杜安[30]。

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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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的幾十年裏，全國各地豎立了大量公共紀念碑，以紀念在衝突期間為盟軍而戰的比利時士兵。有許多紀念盟軍政治家和將軍的紀念碑和街道，其中包括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和伯納德·蒙哥馬利[91]。英國和美國的大量墓地和紀念碑，特別是在與保加利亞戰役有關的亞爾丁地區，意味着戰爭的遺物非常明顯[108]。

與其他國家一樣，有許多退伍軍人協會[109]和比利時城鎮，特別是巴斯托涅，經常有來自其他國家的老兵參觀[110]。全國各地還有許多戰爭博物館，包括布魯塞爾的皇家軍隊與軍事史博物館，並告訴公眾有關戰爭的事情[111]。比利時有紀念館和博物館紀念大屠殺,布倫東克堡壘也被保存為博物館，自 1947年以來一直向公眾開放[112]。自 1995年通過否認大屠殺法（英語：Belgian Holocaust denial law）以來，否認大屠殺是非法的[113]。

然而，在1960年剛果獨立和隨後幾十年的戰爭之後，比屬剛果士兵的參與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了[114]。近年來，通過提高公眾認識的展覽提高了退伍軍人的形象[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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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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