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家凤(1903年—1979年9月)又名品三,字冠三江苏吴县甪直(今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间谍。[1][2]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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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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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家凤于1903年生于吴县甪直镇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金恩燮(字友克)在辛亥革命前后曾为甪直镇中国同盟会的负责人。金家的兄弟姐妹共5人,金家凤排行第三。1916年,金家凤毕业于甪直小学。随后,金恩燮将金家凤送到上海南洋附中学习。在校期间,他成为《新青年》的读者。1919年2月、3月间,金家凤参加世界语学会。[1][2]

1919年4月,金家凤、侯绍裘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的创建人之一)等同学策划使用炸弹暗杀松沪护军使何丰林。但计划泄露,金家凤等几位同学被警察逮捕,后经南洋路矿学校校长朱贡三出面营救,他们获保释[1]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金家凤是南洋附中代表、上海学生联合会成员之一。因南洋附中反对学生参与社会运动,金家凤、侯绍裘、茅以新萧箎沈昌等8位参加社会运动的学生被南洋附中开除。此后,金家凤转入南洋路矿学校学习,并且在中法教育会补习法文,准备赴法国留学。[2]

参与建党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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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陈独秀自北京经天津抵达上海上海学生联合会派出学生前往欢迎陈独秀。陈独秀在欢迎大会上应邀发表演讲。金家凤也参加了此次欢迎活动,并首次见到陈独秀。不久,英国哲学家罗素应邀访华,其此行自上海开始。在组织“欢迎罗素来华演讲会”期间,金家凤再次见到陈独秀。通过交谈,陈独秀十分赏识金家凤。自此,金家凤伴随并师从陈独秀,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开始投身革命活动,参与建党建团。[2]

1920年4月,通过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一行人抵达上海会见陈独秀。双方决定创立中俄通讯社(后来改称华俄通讯社)。该通讯社由维金斯基的翻译杨明斋负责。杨明斋、陈独秀出面租入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为通讯社社址。金家凤、俞秀松等人入住新渔阳里6号,楼上朝东的亭子间为俞秀松等的卧室,朝西的亭子间则由金家凤和杨明斋同住。[2]

当时,许多湖北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青年来到上海,各地被通缉的学生和青年也到上海,投奔《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新渔阳里6号遂成为各地青年的住所。金家凤帮助俞秀松接待并安置外地学生。[2]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金家凤参加了该会,参与该会的翻译、写作及宣传活动,先后以“冠三”、“品三”、“凤三”等笔名,在《新青年》、《共产党》、《向导》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2]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8人为发起人,俞秀松任书记,金家凤负责团务。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首个社会主义青年团。[1]

1920年,陈独秀在筹备建党时经费不足,金家凤乃致信家中,称需钱“赴法留学”。其母宋乔信以为真,遂筹集6000银元,分批送至上海,作为金家凤及其未婚妻留学法国10年的费用。金家凤收到钱后,均转交陈独秀,作为建党建团的经费。为让金家凤的家人相信其已“赴法留学”,1920年秋,陈独秀亲自致信北京大学蔡元培李大钊,介绍金家凤入北京大学,金家凤遂离开上海到北京学习。[1][2]

进入北京大学后,金家凤参加了北京大学党组织的活动,编入党的北大区支部,起初和李国瑄范鸿劼高君宇等人在一个小组,后来和朱务善何孟雄等人在一个小组。金家凤主要开展青年工作,并参与了以长辛店铁路工人、唐山煤矿矿工为主要对象的劳工运动。1921年5月,在马神庙的北京大学理科化学实验室内,金家凤、邓中夏张国焘何孟雄缪伯英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等参加了李大钊主持的入党团典礼。18岁的金家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57位中共党员中最年轻者。[2]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的最后一天,金家凤紧急为代表们送信称,巡捕房即将搜查会场,代表们便临时转赴浙江嘉兴南湖开会。[1]

1922年5月5日至5月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召开。来自上海北京广州武昌长沙南京天津唐山保定等15个地方团的25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是陈公博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许白昊施存统俞秀松易礼容王振翼陈子博谭平山莫耀明树彝吕一鸣王仲强谭植棠、金家凤、张仲毅张继武张绍康梁夏燃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等人、青年共产国际代表也出席了此次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六个议案,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中国全国性组织。[1]

建党建团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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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为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召开第11次年会,金家凤联合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80多人,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组织“非宗教大同盟”。金家凤任主持人,萧瑜任干事,该大同盟分别于3月11日和4月1日两次发出通电,还组织发表李大钊李石曾邓中夏何孟雄等8人署名的《非宗教者宣言》。[1]

1923年,金家凤在北京帮李大钊李石曾策划举办“首都裁兵大会”,遭到北洋政府通缉,金家凤随即被调赴安徽,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不久,金家凤返回北京,李大钊让金家凤将信函带给陈独秀,金家凤乘津浦线南京武汉,途经南京时被孙传芳的军警发现,随即遭逮捕入狱。后来,经颜惠庆胡适等人保释,金家凤出狱并回苏州养病。[1]

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中国国民党清党后,陈独秀不再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金家凤同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金家凤遂携妻子毛一鸣赴南京找蔡元培,蔡元培任命金家凤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图书馆主任。后来,金家凤参加了由汪精卫等发起的反活动。[1]

在抗日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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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金家凤先后赴长沙重庆。1939年,金家凤在重庆见到中共地下情报员傅大庆。通过傅大庆,金家凤同中共党组织重新建立了联系。[1]

1940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找到金家凤称,“日军军情和日本国内的情况需要有人去了解,周恩来也提出派人去摸清日共及日本各政党的情况”,问金家凤是否愿往。金家凤对此未置可否。随后,金家凤通过傅大庆将此事汇报周恩来,周恩来答称,“是我与张群商量的,若你同意,我派傅大庆与你同行。”金家凤经过考虑,同意奉命去汪精卫政权任职。临行前,金家凤向战地党政委员会递交了《自发抗战计划书》,获李济深下令备案。[1]

金家凤自重庆回到上海之后,被汪精卫政权任命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时,金家凤肩负两个任务,一是对汪精卫政权内部开展情报工作,二是注意日本民间人士情况,推动日本的进步人士的反战活动。[1]

1941年1月,金家凤随丁默邨访问日本,当时金家凤即将出任运输公司中方经理,所以金家凤以运输公司中方经理的身份,同日本社会党等公开活动的党派的人士进行接触,还接触了岛田正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回到上海之后,金家凤约傅大庆上海国际饭店会面,汇报了在日本的见闻。不久,傅大庆因为有其他任务而离开上海,潘汉年派助手张建良(又名华克之)同金家凤联系。[1]

1943年夏,金家凤组织了时事讨论会。时事讨论会需要的电讯稿由汪精卫政权特工总部的电台收录,每隔数天,特工电台便派人将电讯稿送来,有时金家凤也派人去特工电台取电讯稿。金家凤阅读电讯稿之后,会联系中共地下人员取走。金家凤也让长子金庆平取或送电讯稿,并让金庆平很快学会了骑自行车,以便随时赴特工电台取电讯稿。1945年,金庆平加入中国共产党[1]

1945年4月,日军以“通”的罪名逮捕金家凤,并将其押入苏州政治犯监狱。1945年8月,日本投降,金家凤获释。此后,他任职于上海通安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抗日战争胜利后,金家凤随即接到张建良转述的潘汉年指示:“撤退香港,与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系,配合开展策反和统战工作。”金家凤遂化名“费君忍”,在香港以运输生意为掩护,同各方面人士进行接触。[1]

在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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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很快占领朝鲜半岛北部。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在香港担任轮船公司经理的金家凤自可靠渠道获知,美国政府已经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越过中朝边界“追击”,便致信毛泽东,通过张建良快速上报。此情报对于中共中央决定“抗美援朝”意义重大。事后,张建良登门为金家凤送来一支“犀菲利”牌金笔,称该金笔是毛泽东对金家凤的嘉奖。[1]

1952年,船务公司东主孟力平台湾方面进行勾结,试图将“罗斯陶”号轮船驶往台湾,当时金家凤觉察之后试图阻止,但遭孟力平排挤并免职。但“罗斯陶”号的船员进行了斗争,最终将“罗斯陶”号驶回广州黄埔港。1953年,金家凤回到广州汇报时,因受该案牵连而被逮捕。1958年,广东省公安厅在侦查之后认为此案为孟力平策划,还确认了金家凤的情报关系,但因各种原因,金家凤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金家凤继续留农场接受改造,直到1975年底获特赦出狱。1976年周恩来逝世时,金家凤在儿子杨庆章身边低声叹息:“我的事可能再也说不清楚了。”[1]

1979年9月,金家凤赴香港探亲,遭遇车祸逝世。新华社香港分社以“中国旅行社”的名义致送花圈,花牌上写有“典型尚在”四字。[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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