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理蕃計畫
五年理蕃計畫,或簡稱理蕃計畫[1]:45,是1910至1915年間,臺灣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在《馬關條約》下取得福建臺灣省後,為了向原住民領域擴張所採取的武力征討策略,旨在迫使原住民歸順臣服,也是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重要的關鍵。[2]同時,也是現代國家權力正式進入原住民政權地區的重要時期,整個臺灣島自此真正由單一國家政府統治。
五年理蕃計畫 | |||||||
日语名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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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 五箇年理蕃計画/五ヶ年理蕃計画 | ||||||
舊字體 | 五箇年理蕃計畫/五ヶ年理蕃計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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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编辑自明鄭以來,大量中國移民到臺灣,就因為拓殖墾地與原住民接觸或衝突,甚至武裝殖民,逐步佔領原住民土地。清代雖然限制移民,確立國界,劃界立碑,阻止與原住民政權間的衝突,但是源源不絕的漢人移民,仍不時越界進入山區,鋌而走險,隨著漢人增多與原住民政權的陸續瓦解,清朝在台領土範圍也日漸增大。[3]
直到清末,列強覬覦臺灣,羅妹號事件、牡丹社事件,讓大清帝國察覺臺灣的戰略地位以及資本主義資源開發的重要,開始有系統性的計劃併吞全臺,將全島納入領土範圍,並實施「開山撫番」,先透過外交手段在原住民政權境內設官制服,若不從,則以軍事力量全面進攻,如大港口事件、加禮宛事件等事件,但最終並未完成。甲午戰爭後,福建臺灣省等其他地區割讓日本,日本則承襲此構想,逐步擴張領土範圍。
從日治初期,日本對臺灣原住民調查研究的「臺灣蕃族分布圖」,所謂的「生蕃」地區幾乎涵蓋臺灣島一半以上的面積,可見其政治及經濟資源的重要。
理蕃一詞,於1904年伊能嘉矩主編之《臺灣蕃政志》便已出現,1908年總督府出版之《理蕃概要》也有此詞,1910年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計畫用武力征伐原住民部落時,更命名為五年理蕃計畫。
1902年(明治35年)臺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提出《關於蕃政問題之意見》,以馬關條約與臺灣住民國籍選擇權的規定,認為臺灣的原住民居住在日本帝國取得的割讓土地上,有受日本政府承認成為日本帝國臣民的權利。此時臺灣總督府認為漢人的武裝反抗已經受到壓制,而大致平定,此年爆發新竹賽夏族的南庄事件, 便吸引總督府的目光。 因此1903年成了理蕃政策大轉變的一年,總督府認為以往的綏撫政策行不通, 必須改採武力征伐,故將理蕃事務移轉到警察機關,所有蕃人蕃地相關事務,皆由警察本署管轄,蕃政與警政合一。
1906年佐久間左馬太就任第五任臺灣總督,由過去封鎖圍堵政策改為高壓手段實施原住民政策,軟硬兼施的手段沒有順利獲得目的,遭到原住民的反抗而失敗[4]。佐久間左馬太要求台灣總督府警視總長大津麟平擬訂計畫,「在一定的年限內平定凶蕃」,「將蕃人所有的槍械及彈藥全部沒收,於蕃地設置永久性的駐在所以統御蕃人,擁護開發利源之企劃」。[5]為了配合佐久間左馬太的五年理蕃計畫, 1909年10月廢除警察本署,改設蕃務本署。
行動經過
编辑1910年(明治43年),訂定「五年理蕃計畫」,編列1630萬日圓經費,企以軍警聯合以武力徹底討伐原住民,迫使全臺灣的原住民歸順。[6]
五年理蕃計畫籌劃於前兩年達成「北蕃」討伐,併全面推進隘勇線,於台灣南部則以安撫及調查為先,開闢道路以供未來鎮壓。 第三年則全力討伐「太魯閣蕃」。第四年則針對台灣南部、東部不肯歸順的原住民部落, 鋪設東西向橫貫道路。第五年將隘勇線全面改建成永久性道路。[7]
總督府討伐的目的之一,根除原住民出草的行動,首先必須要求原住民交出武器。因此,以武力為後盾,先攻佔重要據點,然後對附近的原住民部落提出繳交武器和歸順的要求,若願意「歸順」,交出槍枝武器者,則發給補償金。不從者,則武力攻擊,砲轟反抗部落,震攝原住民,或派兵攻佔,逼迫投降歸順。若原住民逃走遺留村落,則燒毀房舍,讓原住民被迫投降。
五年計劃理蕃事業期間,共出動軍隊三次:[8]
- 1910年5月的合歡(ガオガン,Gawgan,今三光),隘勇線推進。
- 1913年6月的奇拿餌蕃(キナジー,Qnazi)。
- 1914年5月起的太魯閣戰爭。
軍事行動都選定在5、6月發動,乃因雨量較少之故。
1914年(大正3年) 6月26日,佐久間左馬太於戰線視察中, 自斷崖墜落而負傷,但6月29日後仍指揮軍隊持續對原住民發動攻擊,直到8月10日トボコ等9個社原住民部落歸順,才結束。隔年1915年(大正4年)5月1日辭職,8月5日過世。 [9]
1915年(大正4年),所有部落幾乎歸順,總督府並解除原住民武裝、沒收槍械,完成武力理蕃階段,原住民部落政情穩定。同年7月,臺灣總督由安東貞美繼任,掌管原住民事務、具有軍事性質的蕃務本署裁撤,原住民改由一般的警察單位管理, 結束了以武力討伐原住民的政策, 轉到偏向同化治理的政策面。[6]
結果與影響
编辑原住民方面
编辑原住民部落遭軍隊與警察的包圍下,受到飢餓壓迫與強大武力攻擊,不得已歸順交出槍械。臺南新報社隨軍記者楢崎冬花曾紀載,「一家離散,單只一人歸順的彎腰老蕃婦如瘋狂似的,每日至附近的山中尋找至親,……因饑餓而瘦削的蕃婦,宛然此世的餓鬼,那如絲線般的細手伸著手指……」。[10]
原住民方面的死傷人數,總督府的報告中並無留下任何記錄,但是依據當時參加戰爭,步兵第一連隊的下級兵士之的加藤洞源自傳中記載:[a]
在卡秋固(カヨウ,Qacuq)社,原住民雖已投降,但依照討伐本部的命令,於歸順日「點火燒蕃社」,不但逮捕住民,還以所提出的槍械不足為理由,以軍刀「斬了一百二、三十人」。此外,在馬赫坡(マエヘン,Mehebu)社「將七十五名生蕃推入穴中,士兵令其層層排列有如拍照般,然後在一聲射擊(號令)下槍殺之」。[11]
在對原住民的戰事中,即便原住民已表明歸順而成俘虜者,也會依情況,毫無顧忌未經裁判而予以屠殺。[8]
總督府方面
编辑據《陸軍省統計年報》統計,佐久間總督下之原住民戰事,陣亡官兵(不包含警察官等)人數:[8]
- 1907年: 無
- 1908年: 5人
- 1909年: 2人
- 1910年: 86人
- 1911年: 無
- 1912年: 1人
- 1913年: 12人
- 1914年: 57人
現代國家權力正式進入原住民地區
编辑佐久間左馬太完成大清帝國「開山撫番」未竟的事業,將現代化國家的權力,推展到臺灣山地。在這之前,不論是大清帝國或是漢人殖民的勢力,僅止於「番界」之外,未能完全有效進入或掌控原住民地區。但是,臺灣總督府此時打破「民番」分界,將所有臺灣原住民納入國家體制管理,將法律、行政、警察、教育、衛生、醫療、農業經濟等引入原住民部落,包含土地資源的運用,統歸由國家管理。許多山地原住民部落被遷居平地,原傳統領域收歸國有。
參考文獻
编辑- 書目
- 黃唯玲《日治時期「平地蕃人」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1895-1937)》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史研究, 第19卷第2期, 2012年6月
- 台灣經世新報社《台灣大年表》南天書局(昭和13年四版)
- 陳永龍、鄭安睎《卑亞南古道與聚落研究報告書》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後藤乾一《下級兵士がみた植民地戦争台湾における「生審討伐」と加藤洞源》『アジア太平洋討究』 No. 9 (March 2007)
- 杉山靖憲,《臺灣歷代總督之治績》,東京:帝國行政學會,1922。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931064(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
- 引用
- ^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 (编). 遞信志 通信編. 臺北: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 1928 (日语).
- ^ 吳密察 :《五年理蕃計畫》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永久失效連結]
- ^ 曾嚴奭,《清代臺灣「民番界址紅藍線」田野現況調查與研究----以「南投市」及「名間鄉」為範圍》,修平學報第三十五期,民國一○六年九月
- ^ 黃鈴華. 五年理蕃計畫. 《臺灣歷史辭典》.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料庫、遠流出版. 2004年5月18日 [2008-02-16] (中文(臺灣)).[永久失效連結]
- ^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理蕃誌稿》第1卷(東京:青史社,1989復刻版),頁694。
- ^ 6.0 6.1 黃鈴華. 五年理蕃計畫. 《臺灣歷史辭典》.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料庫、遠流出版. 2004年5月18日 [2008-02-16]
- ^ 而當時最大的軍事行動就是太魯閣討伐戰,由佐久間總督本人親自督陣。
- ^ 8.0 8.1 8.2 近藤正己,〈「殖民地戰爭」與在臺日本軍隊〉,《歷史臺灣》第11期,2016,頁5-33。http://mocfile.moc.gov.tw/files/201608/c71f64a4-c88f-4c79-b2a8-869d1af54057.pdf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官報》第907號,大正4(1915)年8月10日,頁174,「彙報-官廳事項-官吏薨去」刊載:退役陸軍大將正二位勳一等伯爵佐久間佐馬太於本月5日過世。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953015/3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楢崎冬花,《太魯閣蕃討伐誌》臺北 : 臺南新報社臺北支局,1914年,頁260。
- ^ 後藤乾一《下級兵士がみた植民地戦争―台湾における「生蕃討伐」と加藤洞源》,アジア太平洋討究 9號,2007年3月,東京,頁131-148。
註釋
编辑- ^ 加藤洞源(1891-1952年)本名加藤新一,洞源為其法名,出生於愛知縣丹羽郡岩倉町(現岩倉市)曾野。大正元年(1912年)因徵兵進入臺灣步兵第一連隊,在理番事業之名的討伐作戰中,有兩年的戰鬥經驗。大正9年(1920年)成為神奈川縣高座郡報恩寺住持,過世前一年完成回憶錄,記載生蕃討伐中悲慘體驗。